金碚学术自传

本书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中的一册。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学家无论是建言还是建功，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做出了很好的贡献。本书是其中一个分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围绕其研究的产业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等研究领域，阐述研究过程，展现研究成果、影响及其学术贡献。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工业化与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与实践等。学术贡献及影响力：出版学术著作40多部、学术论文400余篇。获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著作奖、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对策研究特等奖等20多项重量或部级优秀成果奖及多项个人荣誉。代表性著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国外经济增长比较研究》《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等。

壹我的国家，我的人生/1

贰幸运的学术研究生涯，我在社科院工经所/13

叁国企经历与研究，我的国企改革论/21

肆工业化与工业使命，我的科研主战场/35

伍竞争力经济学，我带领的学术开拓/43

陆我的传媒遭遇战，我的另一半职业生涯/49

柒拓展国际交流空间，我的“走出去”尝试/55

捌区域经济学，我的科研“新大陆”/59

玖关切本真价值，我的经济学新思维/63

拾全球化与新时代，我的新视野/85

壹拾壹高质量发展研究，我的继往再探索/91

壹拾贰开拓新学科，我寄予年轻学人的期望/121

    壹 我的国家，我的人生 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经历、生活境遇和职业生涯，同共和国的诞生和发展休戚相关。可以说，新中国历史就映射在这代人的人生履历之中。 我出生在解放军部队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军队医院的医生。20世纪50年代，即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年代，国家经济条件比较落后，而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却可以受到比较特殊的优待和尊重。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我的童年是无忧无虑、快乐幸福的。50年代后期，国家实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人们非常兴奋，孩子们在学校里也感受到一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氛围，还不时参加由学校组织的体验“”的社会活动，例如为“大炼钢铁”而收集废旧铁器。听学校老师和大人们说，中国获得了解放，但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生活在“旧社会”，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赶美超英”，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等我们富强了，还要去解救生活在其他国家的贫苦大众，解放全人类。 孩子们是天真的，也是真诚的。我在小学和中学期间，酷爱数、理、化，希望成为自然科学家，长大后为建设美好国家做贡献。我自己选择订的是《天文爱好者》《航空知识》之类的科普杂志，最喜欢《科学家谈21世纪》《十万个为什么》以及19世纪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无论今天的年轻人如何想象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而在我自己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中小学生时代。物质生活是贫乏的，但想象力却自由飞翔。 进入60年代，国家经济形势跌入低谷，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大变故，如同“天塌了”一般：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父亲因手术医疗事故英年逝世，年仅40岁。那正是1960年！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痛苦之年，据说在农村有不少人饥饿而死。我家虽然还没有饥饿之忧，但经受着比饥饿更大的痛苦。 父亲去世，母亲向组织提出的专享请求是：希望去上大学，读医学院，继承丈夫遗志，也是实现自己自幼的求学愿望（当时母亲是与父亲同一医院的科护士长）。部队同意了，于是，母亲作为“调干生”入学南京医学院医学本科专业。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当年就都成了学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生之家”。母亲很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学习的力量，她和年轻的同学们一样上课“背书”（学医学特别要“背书本”的功夫），成为班级中的“段大姐”。这也是我和妹妹童年时的榜样，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从读书中摆脱所有忧烦。努力学习，认真读书，热爱科学，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这一信念伴随我一生。 1963年，我考入南京市第九中学，这是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校风良好，学习氛围浓厚，学生们除努力完成学校课程，还自发组织了各类“学习兴趣小组”。那时学校就提倡进行“教改”，减轻学生负担，课程压力并不大，学生们课余时间比较充裕，但学习兴趣很高，主动性很强。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并不长，1966年，到了初中三年级，就在我们完成了初中学业，准备报考高中的时候，“”开始了。不久，学校“停课闹革命”了。那段时间，感觉最值得记忆的是，从1966—1968年的全国“大串联”。学生们可以免票乘坐火车汽车，走遍全国。那时的大人们对孩子也真是放心得下，任由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处去，学生们说是要到北京见毛主席，家中的大人还挺为此而满足。许多工作单位的职工也开始加入“大串联”，停工“闹革命”。 1968年，中央提出中小学要“复课闹革命”，但学生们实际上已无心上课了。作为当时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南京市的几所重点中学被要求下放到农去办。南京九中迁到了长江中间的一个岛上叫八卦洲人民公社的地方，校名也改为“南京八卦洲中学”。我的初中同学大多数都和高中生们被分配到农村插队了，而我和少数同学被学校确定为升学”，暂未去农村插队，就算是直接升入高中，等待高中毕业（应为1969年）再决定分配去向。这样就可以使得中学还可以保留有高中学生和班级，也可以成为城市工厂招工的来源。在八卦洲我们实际上没有正常上过什么课，而将许多精力和时间用在给当地农村孩子的初中班当“辅导员”。这是我首次接触农村孩子，倒是和他们相处很好。假期中，甚至在我离开八卦洲中学后，他们还成群结队地进城到我南京的家中来玩，还记得我这个辅导员大朋友。实际上，自从“”爆发，我们这代人就失去了学校学习的机会，集体失学。但我的读书欲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仍然渴望学习知识。心理学家认为，好奇心是人类本能，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其他书不让看，我就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试图搞明白搞“”究竟是个什么道理，希望做个“明白人”，也是一种好奇心。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文科类书籍有了些兴趣，但没有人指导，接近是自由阅读，大多似懂非懂，囫囵吞枣。不过，读得多了，那扇门还是打开了，至少对“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这些基本原理是有所知晓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也了解了个大概。至今印象较深的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经典著作外还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关于批判“左派”幼稚病之类的著作。读书增长知识，其实更产生疑问。越是想弄明白国家的政治形势，越感觉“”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要大搞政治运动，而不好好发展生产力呢？没有发达的生产力，怎么会有优选的生产关系呢？当年，尽管许多同学热情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政治斗争，我对“”却一直是个“逍遥派”，没有什么兴趣，既不参加“造反”，也没有动机“保皇”。当时报纸上常常有批评“逍遥派”的文章，但我并不以为然。不过却也培养了我观察社会的兴趣和议论时政的“狂妄”，这倒是与政治气氛相符合——当时提倡和鼓励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由于“”而失学，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剧。未曾想近10年后才有机会入学圆梦。仅此一点，对于1977年毅然决定恢复高考，我们这代人不能不深怀感恩之心。 1969年，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南京郊区的一个国有煤矿当工人。这个煤矿叫南京官塘煤矿，主要由铁道兵、工程兵复员退伍军人和中学毕业生组成。按军队建制组建，营、团级以上干部为现役军人，连排干部为部队转业干部。那是当年为了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为改变“北煤南运”状况而开发“苏南煤田”的一个战略性举措，接近是一个政治性工程。尽管报纸上宣传南京周边发现了“大煤矿”，其实，那里的“煤田”中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煤矿可开采。为修巷道而填下去的木头，可能比挖出来的煤（其实许多是煤矸石）还要多。煤矿自己用的煤还得掺上从别处买来的煤才能燃烧（我们自己挖出来的“煤”大多只能算作燃值很低的煤矸石）。只因为那是一个重大政治任务，可以不惜代价。现在，当年的那些“苏南煤矿”都不复存在了。 1970年底，我离开煤矿去参军，到北京军区空军航空兵部队位于山西大同地区（灵丘县）的一个机场当兵，几年时间中主要是在机关，也有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在连队锻炼。非常幸运，我所在部队的首长们都特别关爱我，知道我有读书的爱好，特别允许我可以阅读各种书籍，只是不要外带（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外出）。由于我是在部队机关工作，有一个很特殊的条件使我可以看到各类书籍（实际上是要我保管这些书籍）。作战部队中对地方上进行的“”实际上有抵触情绪，并不那么在意哪些是属于“四旧”之列的禁书。而且，那些书本身就是由组织决定让我“保管”起来不外传的，我实际上是“监守自享”。在我保管的书籍中，有不少经典著作、古典小说、古文图书、国外译著等。在那期间，我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资本论》等。当然，对其理解是很粗浅的，除了那些特别感兴趣的内容，大部分是浏览而已。当时，有句口号叫“部队是个大学校”，对我来说，这句话具有非常独特的含义，部队经历使我受益终身，不少经典著作都是在那里读到的。对于这段经历，我由衷地感恩部队里的那些首长和机关的参谋、干事们。当时，他们的身份都是干部，而我只是个小战士，却受到他们如长兄般的温暖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