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

《悲悯——宏博的人道主义随笔》一书稿系作者有感于近二三十年来人道的缺失，从传统文化、文化传播诸方面入手，围绕人道主义所写的发人深省的杂文、随感、评述、散文。内容涉及对人道和人道主义的感悟与召唤，“清名上帝所忌”的学者黄药眠等客家文化名人，“不卖祖宗言”的客家格言等客家文化精神，被关在罗本岛上的曼德拉等，在诺曼底的沉思，对东方奥斯维辛（日军细菌战所在地）的锥心之问……力图发出振聋发聩的人道呼唤。

谭元亨，广东顺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靠前IRSCL会员。曾为湘潭市京剧团专业编剧，湖南省作协专业作家。 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府学会会长。获重量政府奖4项，含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骏马奖、中国图书奖等及北京十月文学奖多项；《客家文化史》获第六届全国高校科研很好成果奖（人文社科）。已出版文史哲工各类著作逾150种，3000多万字，其中，理论著作《中国文化史观》、《华南两大族群的文化人类学建构》、《广府寻根》、《客家圣典》等30多部。文学著作《客家魂》三部曲、《后知青.女性三部曲》、《开洋》等40余种。纪实与史传《无效护照》、《潘氏三兄弟》，纪实文学《雷区1988》等20余种。其作品有的被译为英、法、日、朝等多国文字。曾应邀到欧美、亚非十多国作中国文学、客家文化讲演。还有《国门十三行》、《客家女》、《客家人》、《正道沧桑》等数百部（集）影视作品。译作数部。有《谭元亨文集》靠前辑12卷。理论专著《元亨文存》6卷
。

第一辑
黄秋耘：困兽犹斗的人道主义者
黄药眠：清名上帝所忌
北南二秦：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
朱崇山：文学，历史的“未尽之言”——评《鹏回首》
韩素音：爱情、历史与文化泥土——评韩素音长篇小说《瑰宝》
刘荒田：本真．本色，本能——读《星条旗下的日常生活》
张资平：涂抹在非体制自由知识分子脸上的“油彩”

第二辑
人道的缺失与教育的无奈
构筑精神的长城
过滤历史
我的精神故乡——六十抒怀
良知与感悟
炎帝陵前，一位“游乞僧”的沉思
肝胆-古剑，波涛两浮萍
人道与儒学的生态伦理
消费时代与文学批评的“卓然之则”
确立宏观的再分配机制，遏制社会分裂与对立
正视“三失”（政权失控、法律缺失、道德失范）

第三辑
漂泊者的呓语
旅缘
我的父母之邦
失落与追寻——炎陵山纪胜
我与瑟堡的细雨
监狱之岛与世界文化遗产——记南非圣赫勒拿湾上的罗本岛
始兴：不可镂空的历史
“自梳女”与“老姑婆”

第四辑
“不卖祖宗言”
寻找客家人心灵中的圣典
“高举骨头”：史识与诗情——原序
天涯浪子——后记

第五辑
《东方奥斯威辛》前言
后奥斯威辛时代与“第三种人”
关于《东方奥斯威辛》与角川的真实性——致陆川

第六辑
并非童话
自造的神话
为名所累
超于毁誉之上
“公众人物”辨
忠言逆耳与好话背后的杀机

    四
    张资平小说中，愈来愈浓的个性主义色彩，无疑代表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的走向。张扬个性，同样也是张扬人性，张扬个人的生命价值――这一条，直到今天，仍具有振聩发聋的意义，尤其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人们才重新认识到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以及人的权利，天赋权利。
    本来，启蒙主义就是“五四”的主流，张资平正是这一主流的代言人之一，而他作品当时流行的瞬间，正是个性主义的光芒在“五四”中一闪而过的片刻，主流也由此被淹没、被切断，化作了潜流或断流。于是乎，执政者本身强调其权力意志，要把意识形态纳入其既定轨道，所以，他的作品才屡屡被禁；而左翼作家们，又在现已承认为“左”倾路线的驱赶下，同样对个性主义文学加以围剿与否弃。于是乎，张资平的作品只剩下几声微弱的呻吟，很后索性噤声了……可以说，“五四”只是在极为有限的时空中，张扬过个性。而所谓“集体主义”的神话，在整个世纪中肆虐横行，无所不在。
    “集体主义”神话的破产，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揭示出来。所谓“一个人是龙，三个人是虫”，中国人的内耗也是有目共睹的。内耗为的是什么？无非是争权夺利，以登上权力的极点，从而以个人意志取代所有人的意志。所以，中国王朝的更迭，如朱元璋对一同参与抗元的义军的剿灭，才如此少见残酷，党同伐异才如此惨烈，所谓的“路线斗争”才如此频繁……正是在“集体主义”神话下，“”才成了封建主义的集大成，“忠”字舞一时问成了很很革命的表现。
    可以说，“五四”个性自由的观念，转眼即逝，很快便被淹没了，它甚至只是元初的、粗糙的，远没能滋育生长起来――仅仅在张资平等人的小说中有所反映，而这很快便不被容忍了。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不以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或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言。在“集体”（或化作家族、民族、国家种种）的旗号下，否定个性，否定个体生命价值，势必走进一个怪圈，很终把人的解放予以颠覆。“”似乎把“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一面引到了很好，可很后得到的，却是适得其反，全面复辟了“五四”要推倒的封建极权的传统，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导致了摧残个性乃至生命的悲剧。
    而这，难道不可以在二三十年代“左”倾文艺路线对张资平的批判中找出端倪么？其所针对的要害，便是从张资平作品中所肯定的“人欲”开始的，进而对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围剿――这一围剿到80年代尚未终止。张资平优选的罪名，不正是“诲淫诲盗”、“毒害青少年”么？――奇怪的是，当时的右派政府与左翼作家们在这一点上竟又走向了一致，而张资平无非是多讲了几句人的欲望，生理的欲望与心理的欲望，便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的夹攻，很后只能在文坛上销声匿迹。
    “五四”之后，胡适曾对人说过：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对比一下张资平的小说，可谓发人深省矣！张资平小说优选的“罪过”，不就是太着重个性、人欲的释放么？而恰恰是这一点，才真正属于20世纪中国的启蒙聚焦。
    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还在补上这一课。而且，不仅仅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张资平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个典型的“个案”，只是不少人还没意识到，或者不敢以他为典型罢了。
    因此，今天重提张资平的小说，并作出全新的评价，无疑也是对“五四”的一个重温与拯救，这么说并不算过分吧。
    当我们重返张资平小说的“身边”（当时有“身边小说”之称）或“私人空间”时，当我们在现代市民小说中，由张资平、张爱玲一步步读到今天王安忆、池莉、张欣对整个20世纪市俗生活的独到的刻画与描写时，我们对中国在这个世纪的文明进程――包括世俗化、市民化，可有过另一番深刻的思考？张资平的作品不仅导入这一思考，而且已超越他人把这一思考引入深层之中。
    上述几个方面的论述，正是从他个人的命运、作品的命运出发的。
    多少年来，张资平不是被“忘却”了，而是被“遗弃”了。而他的被遗弃似乎更为有效，不似胡适、陈寅恪一样，各方尚可羞羞答答地关照上几句。新时期以来，一个个被遗忘的人物都陆续粉墨登场，专享他，仍是一决“禁脔”――也许，是因为“文化汉奸”之名贻害太深。记得我在《潘汉年》一书中，不无埋怨地说潘汉年太多地把有作为的文化人纳入他的情报系统，以致关露等人很后都精神失常……
    但是，从根本上说，张资平的被遗弃，其要害不在这，而在他始终是“脱了轨道的星球”，一个非体制自由知识分子，在体制化的20世纪中国，很难有他的生存空间，包括作品的发表空间――正因为这，他的命运在大的方面上是早已被注定了的，在任何一方的体制中都是找不到出路的。“文化汉奸”无非是再加上一重封条罢了。而事实上，任过伪职并被判罪十年的周作人，何以比他更容易被人们重新提起呢？
    但不管怎么说，到了21世纪――现正是2001年1月1日凌晨，作为他个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他的作品对“五四”的历史贡献，却已有了极大的研究价值，不仅时间已过滤掉了许多历史的尘埃，让我们多少可以看得清晰一点，而且，在生存空间、精神空间上，也已多少容得下这样一个“异类”――但愿我们不会是操之过急，不至于再度予以“遗弃”。
    科林伍德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推向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么，“五四”的历史很为可信的部分当是思想史了。作为“五四”思想中真实的一部分――张资平小说中对人欲、个性的张扬，该有怎样的历史位置，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好在今天我们终于能说出这样一句话了！
    作为一部迥异的张资平评传的卷首语，这里只是“点到即止”而已，不可能是对张资平的全面评价，不少问题也未必讲透，只有留待读者在阅读中补充了。
    P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