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书信集 第1卷 1929-1940(全2册)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荒诞派戏剧大师、《等待戈多》作者萨缪尔·贝克特书信首次结集出版，中文版读家授权。全四卷，此为第一卷（分上下册），写于1929年至1940年间。

萨缪尔·贝克特写于1929年至1940年间的书信从个人的视角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西欧，也将贝克特独特的心路历程纤毫毕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即便处于其早期创作的犹疑之中，这些书信也表现了他对创作的关注，以及他是如何对自己的作品做出取舍以使其获得新的生命。《贝克特书信集》对贝克特15000多封现存信件首次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呈现，从中精选出与其文学创作有关的书信，编入这4卷中整理出版。贝克特的这些信，有写给朋友的，有写给画家和音乐家的，有写给学生、出版商和译者的，也有写给世界各地的文学界和戏剧界仁的，跨越其60年（1929-1989）的创作生涯。精炼的导读、丰富的注释，以及主要通信人的简介、贝克特活动年表及其他语境信息等，与书信相伴呈现。 对任何一位对20世纪世界文学和戏剧饶有兴趣的人来说，这套集子都是推荐读物——它不仅记录了贝克特的非凡成就，也展现了一种强有力的文学经验。

总序
法文译者序
德文译者序
编辑体例
致谢
惠允
缩略语表
第一卷绪论
贝克特书信集(1929-1940)
附录
人员及出版物简介
引用文献
收信人索引
总索引

     第一卷绪论 “我觉得动笔是越来越难了，甚至给朋友写信也是如此。”1936年在给托马斯·麦格里维——此卷涵盖时期(1929年至1940年)内与他通信最多的人——的信中，萨缪尔·贝克特如此写道。写信并不是让年轻的贝克特郁闷的专享难处，甚至谈不上是最急切的难处。“没法读．书、写作、饮酒、思考、感知或者移动，”独自在德国的美术馆彷徨时，他这么告诉朋友玛丽·曼宁·豪，“似乎最没心境的时候，却迫不得已去向朋友们倾诉。”没法动弹、没法前行、没有机会、没有健康：此卷收集的信件从满是否定、怀疑、拒绝和退却的人类图景中横穿而过，建立联系，开拓空间，寻求机遇，谴责冷漠。这一时期，对贝克特而言，信件胜过一切。信件常常是他专享的联系方式：寄到他不在的地方，寄给他不能面谈的人，或者寄给他不想面谈的人。信件是他通往可能存在的不同自我的渠道——那些他尚且只是隐约意识到的自我，甚至是想要拒绝的自我。信件使一种写作变得可能，那种写作也许是一个声音，一个在不这么隐私的作品中他还不敢启用的声音。 尽管贝克特以各种方式声称自己痛恨信件，但他60年里所写的信件总计起来却超过15000封，构成20世纪最了不起的文学通信之一。出自像贝克特这样重要的作家之手的信件，即使潦草，其意义也是无需特别辩护的。但是，会让读者记忆深刻的是这一事实，即贝克特写信很少敷衍了事。甚至在匆忙回信时，在明信片的背面留个便条时，或者在深切的苦痛中呼吁时，贝克特都是一个无比认真、无比细致的写信人。在后来的年头里，尤其是《等待戈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之后，责任心驱使他写成的信件的数量与日俱增——对他而言，这一趋势让人担忧。而且随着他成为公众人物，无论多么不随心愿，信件的性质也改变了，很多时候成了对学术界所需信息、导演们所需授权、译者们所需解释、制片人所需建议、出版商所需时间安排等各项请求的应激反应。在第一卷，在早年，信件较少，但更加重要，事实上送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书信空间。早年的书信传递信息的功能几乎总是次要的，主要的功能是建立关系——求人、扰人、惹人，必要的话甚至冒犯人。收信人的兴趣所在有时不甚明了，常常得加以激发，然后努力保持——而贝克特做得到的，总是丝毫都说不上理当如此或者叫人称心如意。 传记有一种难免的趋势，就是使个体的伟大之处看似命中注定。假如那个体像贝克特这样犹疑、矛盾，那么他的书信就有助于再现他面对抉择、困境和日常怀疑时的七上八下的心境，那样的心境随时都会迫使人抛弃这一事业，或者退而求其次。贝克特的书信既显露了他的无奈妥协，也体现了他的断然拒绝，既显露了他对承认的渴望，也体现了他对名望的厌恶，既显露了他唯有文学之道方真正值得踏上的信念，也体现了他几乎踏上无数虚假之途时的无所适从。 在成为交流的工具之前，信件的宗旨在于在写信人和收信人(说来也巧，法文中称作“抵达者”)之间确立共同的条款；在有志者和回应者之间创造某种共谋关系或协作关系；在于为此而超越眼前的社会、地理、职业甚至智力的环境，不然，那些环境会助长稍早或间接的语言交流。为此，信件允许——或者曾经允许，因为使贝克特的通信更显珍贵的事情之一，就是难以想象2l世纪会有旗鼓相当的书信写手——有一种亲密感，这种亲密感既可放大亦可缩小，既可加速亦可延迟，就看对话者的期待或目标。然而对贝克特而言，他在信件中寻求的共谋关系也是他谨慎拒止的关系；对协作关系中隐含的需求，他满腹狐疑；而且对永远置于亲密关系之上的特别约束，他是异常谨慎的，当那一关系由自我意识和信件允许的控制力——信件有修正和自我审查的空间——形成或维持时更是如此。也许部分地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书信的“厌倦”可以理解。对他而言，在这一时期，仅仅是写一封信然后投递出去这样的行为，都隐含着一种自我克服，一种(正如他所言)当“所有集团都是万恶”时对共同体的临时接受；。隐含着一次从稳定的自我知足向下爬行的动作，而无论是作为自我撕裂还是作为自我扩张(无人爱我／世界配不上我)，自我知足都正是他希冀的。再简而言之，信件将作者从“自我”中拽出来，将作者置于“别处”。当摆脱自我、前往别处的欲望本身正接受贝克特的审慎评估，作为回避定律、抛弃任何认定的文学职业的首要诡计之一来评估时，信件就这样发挥作用了。 这段时期，贝克特经历的躁动不安使他只可短暂安定，而他确实也几乎总是在路上，在都柏林、伦敦和巴黎之间来回穿梭，还几次游历德国，最后于1937年底来到巴黎落脚，却只是赶上1940年再次漂泊，因基本无法控制的战争而飘零。对于所有这类生存错位中的危险，他是一清二楚的。1936年从德国写信给汤姆·麦格里维时，他将这一危险化作一个问题：那“是另一段离开的旅程，像如此之多的旅程那样吗？”。接着快要离开德国时，作为忏悔，他写信给玛丽·曼宁-豪说：“事实证明，正如我踏上旅途之前就知道的那样，这确实是一场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