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与现代文明

S.N.艾森斯塔特著的《大革命与现代文明》运用比较历史和比较文明分析方法研究了当代世界历史社会变迁的文化结构和历史过程之间的互动，关注了不同现代化和革命过程的内部张力和矛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大革命产生与发展背后的文明和历史环境、大革命与多样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本书的主题涉及社会变迁、现代性和文明的广泛内容；现代政权中革命象征主义的命运和动力，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现代性文明过程中的各种动力和变革模式。

现代化变革中文明的力量(译者序)
前言
第一部分 大革命和现代性的起源及其现实化：一些比较性观察
第一章 导论：大革命的历史文明框架
第二章 革命进程和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
第二部分 革命的“原因”与历史文明框架
第三章 结构与社会心理原因
第四章 历史背景——“早期现代性”的矛盾
第五章 大革命的文明框架——轴心文明
第三部分 轴心文明的变化和政治动力——革命过程的特征
第六章 “彼岸世界”文明——印度文明
第七章 “此岸世界”文明的政治动力——中国儒教政治秩序广
第八章 一神论文明——伊斯兰教踟
第九章 基督教文明——欧洲的复合体
第十章 比较性附记：日本——非轴心革命维新和结论性评价
第四部分 世界观愿景、管治模式和革命潜力：轴心文明的政治动力
第十一章 轴心文明的革命潜力
第十二章 世界观愿景、管治模式、帝国与封建一帝国社会的政治动力
第十三章 世袭政体中的世界观愿景、管治模式和政治动力
第十四章 结论性观察——革命的原因、历史背景和文明框架
第五部分 革命的结果
第十五章 革命的结果——现代性政治和文化方案的实现
第十六章 革命的结果——现代社会革命象征的变化：初步的迹象
第十七章 新背景——民族和革命性国家模式的路径变迁
译后记

     本书意在分析现代革命发展的文化与历史背景，即分析大革命的发展以及它们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大革命（也称为“经典”的革命）Ⅲ改变了世界。这些革命包括英国内战；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中国、俄国以及越南的革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如土耳其的革命。它们与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紧密联系，而且从那时起，革命意识形态、革命意象和革命运动就成为近现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以及革命带来的变化成为真实社会变迁的象征，革命现象也发展成近现代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的中心议题和关注焦点。 革命研究吸引了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们的关注。这一领域已经涌现了大量的文献，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有些是总体性概述；有些是具体个案研究；或者比较分析。虽然这些研究数量丰富（一定程度上可能恰恰是因为这一原因），但是对于革命研究的中心问题，特别是对这些革命特殊性的分析，即如何将它们与影响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进程，以及它们当时所依赖的政治体制和客观条件的剧烈变革区分开来，以及对于这些革命的总体影响都没有予以认真对待和充分阐释。 大部分关于革命和社会变化的文献资料都认为，这些革命形成了真正的、崭新的、“实质性”的社会变化，而对于其他一些变化过程则通过它们与革命的理想模式的匹配准确度来加以判断和衡量。最初这一词限指大革命——即英国、美国、法国、俄国以及中国的革命，但是近来这个词已经广泛用于一系列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进程，特别是戈德斯通和冈特其界定为“对政府的暴力颠覆，随之而来的是通过薪的政治制度（有时候包括社会制度）实行统治的新集团的权威的巩固”以后更有甚之。按照这种方法，大革命与其他的变化过程（包括社会的一些宏观变化）二者之间就无法实行精细区分。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将探寻各个革命的详细特点、发生原因及发展框架；革命所宣传的新的文化和政治方案，即现代性的文化和政治方案、方案的制度化，以及现代性文明中不同现代背景下的各种革命象征和革命运动发生的场所。 首先，我们会极其细微地将这些革命运动的精细特点与其他变化进程，特别是以政治体制巨变为主的宏观社会变化区分清楚。我们将分析意识形态以及在革命过程中发生的政治斗争、社会政治动员过程的细微特点。其次，我们将转向分析革命“原因”这个永恒的问题，并再重新审思这方面的大量文献。最后，我们将致力于分析革命结果的问题，特别是分析革命与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的关系，以及革命与现代文明现实化结果的关系。 这本书的基本假设是这些革命构成了宏观社会变化的独特形式，它们对于现代性的产物和动力、对于现代文明和在这一文明框架内成长的多样现代性均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特殊的宏观社会变化形式的精细特征是，它是体制变迁与新的有着深远的制度影响的世界观和本体论概念的现实化（也即新的文明）的结合。 这种结合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特殊的，可能是专享的案例。在本书中我们将尝试阐述这种结合发生的背景，以及这种结合如何与革命的“原因”产生联系。有关革命发生原因的文献非常丰富，而且最近还在大幅激增。我们的初衷不是在这种文献里再添加一个名目。但是以下因素被列为是革命发生的原因：精英间与阶级间的斗争；经济困难；经济呈螺旋式的发展及通货膨胀；国内、国际政治体制的衰危，这些因素都可以在体制衰亡（特别是帝国）的案例中发现。换句话说，这类文献没有致力于重点解释更宽泛的历史文明背景问题，这一背景引起了体制变革和作为大革命特有性质的新文明方案现实化的结合。只有在最近的一些关于革命过程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作品中，才有一些成果对其有一定兴趣，但它们也仅仅是初步涉及了这一问题。 因此，确认具体的文明框架和历史条件形成了本书所要展开研究的焦点，按照许多文献的分析这一框架包含了推动革命发生的原因。这一分析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这些革命的特殊性质，尤其是体制变革与新文化政治方案的传播相互交织，深深植根于它们发展的历史文明框架中——先是西欧基督教文明，其次是东欧（俄国东正教）基督教文明、然后是中国和越南的儒家文明。 第二个主要前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本书在这一部分的假设，是这类革命更容易发生的主要文明框架是轴心时代文明的某种类型。也就是说，在这一轴心文明框架里，政治舞台构成了一种在这些文明当中占主导性地位的先验愿景的重要论域，特别是在帝国、帝国封建体制以及向现代化过渡的背景下更是如此。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