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与较量:看国民党如何败亡大陆

《决策与较量:看国民党如何败亡大陆》从人物、事件、社会背景等多方面深刻剖析国共在治国理念、军队建设、外交政策、金融手段等方面的异同，从而分析国共较量时期，中共取得最终胜利地原因。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分析透彻、观点新颖、言语犀利。作者多为史学、国政界名家，如： 沈志华、杨奎松、杨天石、陆茂清、刘波等。

朱、毛为何没有做“第二个石达开” 刘波
联德还是联英美？——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抉择 杨天石
一寸山河一寸血——你不知道的“一？二八”抗战 刘波
“共军”在战场上为何打“疯”了 杨奎松
1947年的蒋介石与 金冲及
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杨天石
金圆券风潮与国民党的沉沦 范泓
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的舆论幅度 程巢父
1949：拒绝“南北朝” 陆茂清
共产党“赶考”与国民党“搬家” 刘统
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 杨天石
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 刘统
斯大林的“反复无常”与国共战局的起伏 沈志华
1950：大上海的国共较量 刘统
1950：朝鲜战争是如何发生的 沈志华
中苏朝：一场战争与三角同盟——重看中俄解密档案 沈志华
1955：第一次台海危机内幕 刘统
1958：反军事教条主义的历史真相 刘统
1963：刺杀案始末 卢荻
U-2飞机背后的中美较量 钟兆云

    1948年底国共大决战胜负已分，南京政府精锐丧尽，人民解放军已饮马长江北岸。四面楚歌的蒋介石被迫愿和谈下野，意欲通过谈判争取时间整顿兵马，卷土重来。“代总统”李宗仁也要求与中共谈判，希望谈出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坐稳江南半壁江山。
     此时此势，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还是“沽名学霸王”满足于“南北朝”？他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将革命进行到底”。
     ……
     ——《1949：拒绝“南北朝”》 陆茂清
     蒋介石日记中常见很多反省，自称：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补过，以求自赎。反省之一，是外交失败。反省之二，是军事崩溃。反省之三，是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反省之四，是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败，蒋认为这是军事崩溃的“总因”。
     反省之五，是抗战胜利后，选择实行民主宪政制度，以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都动摇“剿匪之基本”，与“剿匪对共政策”背道而驰。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反省之七，是干部制度不立，干部腐化自私……
     ……
     ——《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 杨天石
     斯大林不想与美国直接对阵。他在私下可以提供任何帮助，要枪给枪要炮给炮，但就是不能出面。但金日成顶不住美军的攻击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请中国出兵。
     违背斯大林的意愿，中苏关系就会走向解体，《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这是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中国出兵朝鲜，也就不难理解了。
     ……
     ——《1950：朝鲜战争是如何发生的》 沈志华
     中共士兵是作战勇敢，还是被逼送死？与其笼统地谈论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
     ……
     ——《“共军”在战场上为何打“疯”了》 杨奎松
    
     朱、毛为何没有做“第二个石达开"
     刘 波
     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这关键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泸定桥一战，在长征目前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铁索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1863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覆灭。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多次预言朱、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他还解释说，朱毛红军与石达开部队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战术相同，到了西昌城下，石达开也是绕道而过；第二，人川的年辰属相也相同，都是猪年，都是5月江河涨水的季节，渡河十分困难；第三，兵力相同，均为三四万“疲惫之师”，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蒋介石听了很高兴，也期望“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其实中央红军同70多年前的太平军相比，形势更加严峻。红军到达这里的时间比太平军晚半个月，当时已是洪水期，河面宽达300多米，抢渡很困难。而且从安顺场的上游泸定桥至下游渡口数百公里，国民党军沿河陈兵、布防严密，并提前将所有船只、粮食和其他一切可利用的物资器材统统搜走。
     为什么中央红军处境更为险恶却能绝处逢生？只是依靠好运气吗？将两军作一历史比较，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谁的战略方针更符合民众愿望
     1856年9月，“天京事变”后，在怀疑和猜忌中，石达开萌生去意。石的心腹谋士、元宰（元宰是石达开出走后新设的官职）张遂谋向他进言：“王得军心，何郁郁受制于人？中原不易图，曷不人蜀作玄德鼎足之业？”石言听计从。1857年5月，石率部避祸离京，前往安庆，之后行程数万里，历时6年到达四川腹地。而清军正是摸清了石达开的意图，设下口袋阵，致使石部全军覆灭。
     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是“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在有名的《八一宣言》中提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实事求是地说，“北上抗日”在长征初期只是一个政治口号，红军一直处于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当务之急是解决生存问题，即转移到适合生存发展的新的根据地去。这种地方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按照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新的根据地应该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区域较大，便于机动；第二，人口较多，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第三，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三条理由固然不错，但其实还有两点没有点透：其一，在两至三省的交界处，处于军阀割据的“三不管”地带；其二，离苏联近，便于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最初的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变为黎平会议后的川黔边地区，遵义会议变为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南渡乌江后改为川西，两河口会议改为川陕甘地区，俄界会议改为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榜罗镇会议改为陕北。经过6次变化，终于锁定陕北，并且只有到达陕北，有了一个较好的落脚点后，才能腾出手谈抗日问题。尽管如此，“北上抗日”方针对长征的胜利还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深合民众愿望。这个主张，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成为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意义非凡。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北上抗日”的旗帜，促使红军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退却，变为向抗日前线的胜利进军。更重要的是，“北上抗日”对各派军阀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红军只是借路通过，不是同你抢地盘来的。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军阀，利于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
     谁的战术指挥更灵活机动
     石达开作为太平军中的杰出将领，“翼王”绝非浪得虚名，实乃战功所至。他的作战指挥水平相当高，这一点连他的对手曾国藩都非常佩服。但在大渡河边，石达开犯了三个致命错误：
     一是选错地形。石达开在大渡河边驻军的紫打地属于圯地、围地、死地“三绝”之地。石达开深谙兵法，却选在如此险恶的绝地驻扎下来，实在令人费解。
     二是指挥僵硬。石达开没有及时抢占铁索桥，渡过松林河，往西北方向夺取泸定，也没有趁大渡河北岸没有清兵时迅速渡河。打了半个月才开始向东突围，至利济堡时，仅剩6000多人——突围已晚。
     三是放弃突围和抵抗。石达开对敌人抱有幻想，他向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信，表示愿以自己为人质，换六千部下的生命。这种“舍命全三军”的英雄情怀，确实令人感动！但放弃了最后突围的尝试，无疑是战略战术上的一大失策。
     《孙子兵法》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熟知历史的、刘伯承吸取了石达开的教训，灵活机动而又快速高效地应对敌情。1935年5月21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冕宁，从地下党那里得到凉山地区的民情敌情后，中革军委决定在泸沽兵分两路，主力为左翼，经冕宁、拖乌、大桥的彝族走廊，前往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红5团为右翼，在左权、刘亚楼指挥下经越西前往大树堡，伪装大部队实施佯动，以吸引河对岸富林国民党重兵的注意力。这是避实击虚的策略，也是“双保险”式的布阵。
     5月26日，红军主力部队在小叶丹指引下，到达安顺场。在安顺场，中革军委决定再次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在这里渡河，沿河东岸朝北前进；中央红军主力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最后在泸定会师。这种战略战术，可以说是又一个进退灵活的“双保险”。特别指出：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率部队单独走，到川西搞个局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