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门立雪 我的老师季羡林

本书是著名学者、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季羡林的学术评传，由其弟子钱文忠撰写。全书系统梳理了季羡林先生治学历程中的关键文献，就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吐火罗文研究等专业领域的成就予以详尽解读，再现季羡林先生钻研绝学、攻克学术难题的经历，呈现其严谨的治学精神。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纂委员会委员。 钱文忠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我国有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20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师从有名印度学家A. Wezler教授、有名佛教学家L.Schmithausen教授、有名伊朗学家R.E.Emmerick教授，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 钱文忠的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钱文忠内外学》、《医圣李时珍》、《汶川集》（合著），《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大陆版和台湾版，《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钱文忠说即墨》、《戊子草》、《班墨传奇》、《传统的再生》、《乙丑草》。译作有：《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文章近三百篇。

再版前言
前言
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
季羡林与吐火罗文研究
季羡林教授学述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1991年，恩师希逋先生荣登八秩，门生弟子遍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撰写了近六十篇论文，编成逾一百五十万字、近一千页的《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以为庆贺。作为先生的及门弟子，我参加了编辑工作，撰写了《季羡林教授学述》，力图比较全面而又简明扼要地介绍先生的学术成就。1996年，我又为实际上是为庆贺先生八十五华诞出版的《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撰写了《经师人师的风范》。现在，时间的年轮伸展到了新千年第一个世纪的第一年，乐黛云教授又将为祝贺先生的九十华诞编辑纪念文集，命我撰文绍介先生有关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自然要敬谨遵命。同时，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先生多次引用冯芝生先生自寿寿人的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寿早已被先生抛在过去了，茶寿才是我们的期待。所以，我的这篇小文当然也就不仅是祝贺先生九十华诞的芹献了。 我必须说明：首先，在先生八十华诞后不久，我们就发愿开始编集先生的文集，如今，《季羡林文集》已经出版了煌煌二十四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先生此前发表的绝大部分著作也因此有了精校精编的定本，我的这篇文章依据的自然也应该是《文集》本。其次，如果说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即使就先生的散文创作而言，先生对印度古代语言的精熟和妙用，也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魅力的渊源之一。如果要了解先生的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应该不能忽略先生在上述所有领域中的创获。但是，在乐黛云教授计划的这本书里，这些领域将分别由先生的其他门生弟子进行专门的介绍。我的评述对象只能限定在《季羡林文集》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1998)所收的二十二篇中、英、德文论著，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兼及其他各卷所收论文。职是之故，我所评述的只能是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里主要的，而不可能是全部的成就。 一留德十年中的四篇长文 先生对在德国的十年留学、教学和研究生活的记忆，固然充满了饥饿的痛苦、乡愁的折磨，但是，更多的还是对恩师的感念、研习的快乐、成功的喜悦。1936年，先生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Universitat Gottingen)的第二年，夏季学期开始，先生偶然看到了瓦尔德施密特教授(Prof.Waldschmidt，陈寅恪先生译为“林治”教授)开梵文的课程表，顿时喜出望外。早年，先生在清华大学曾经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还和几个同学一起请求陈先生开梵文课未果。如今这个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机会从天而降，原先被迫埋在土里的那颗种子终于要破土而出了。先生向来不屑于那些在国外靠中国老祖宗孔子、老子、庄子唬洋人，回国后又靠西方诸大师的威名唬国人的“两头唬”式学者，出国前就发愿绝不用和中国有任何牵连的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此，先生以当时人文学界，特别是德国学界难度优选的显学印度学作为主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