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酌集

止庵先生谈读书，非人云亦云、不就书论书，而是发散开去，结合人生阅历、世情世事，说些自己想说的话，读些别处读不到的东西。其见解独到，不偏狭，不妄言，虽是旧文，读来仍觉新鲜，虽一家之言，却很有一番意趣。书名“沽酌”意为沽酒自酌，作者用来比喻买书读书的纯粹简单、自得其乐，很是贴切。爱书、读书之人定会从中获得不少趣味和启发。

《沽酌集》收录止庵文章五十四篇，大多与书有关，或是书人书事，或是书评随想。书中既有对周氏兄弟、张爱玲、废名、钱穆等现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品评与考据；也有对日、法、俄等外国文学、历史、艺术作品的赏读；更有说“文心”的篇目，兼谈作者买书、读书、写书、编书的心得。从古到今，不论中外，臧否人物，漫谈世事与学理，舒展自然中见性情，内敛平淡中见积淀，很好地诠释了“把阅读视为对于真理和创造的一种认同过程”的阅读观。

新序 1
原序一 5
原序二 9
卷一
关于“周氏兄弟” 3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9
朱安的意思 15
钱玄同与刘半农 19
刘半农片断 26
关于徐志摩 32
废名佚文续考 36
废名的诗集 41
张爱玲片断 45
《张爱玲片断》后记 51
《小团圆》原稿校读记 58
自说自话 66
关于自己 70
《怀沙集》题记 97
《河东辑》序 98
谈抄书 100
关于标点符号 104
谈文章 108
散文漫谈 112
谈读书 118
话说两种读书态度 122
再谈“老妪解诗” 125
从“推荐阅读书”谈起 129
标准的标准 135
我的“读图时代” 139
《姑苏一走》抄 144
卷二
女作家盛九莉本事 151
《色，戒》与《小团圆》 188
优秀解 192
钱穆的几种小书 196
卮言稗说《大故事》 200
话题的意义 205
“新证”与《诗经》的阅读 209
思考起始之处 215
“吃茶去” 220
饮食、美食与“写食” 225
卷三
《枕草子》及其他 231
日本文学与我 238
美的特别体验者 247
穆齐尔与我 254
从《一九八四》到《美丽新世界》 259
闲话法国小说 263
有关“可能发生的事” 268
面对历史的马尔罗 273
灵感之光 280
视野与眼光 285
历史及其看法 291
当愚昧疯狂变得有趣时 296
思想、思想者和行为者 300
精彩的“管窥之见” 309
饮食行 314
贞德的装束问题 319
谈时尚 324
浴室故事 329

     关于“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说来天下姓周的兄弟该有不少，难得用上这个称呼；绍兴这家兄弟不止两位，别人也无法阑入。这么说仿佛不大讲理，但是的确如此。“周氏兄弟”的说法，最早还是由他们自己提出。一九〇九年三月《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即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当然这多半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不过序言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可以认为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亦未始不可看作译者的一种姿态。后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一方面是在这里。 代表“文术新宗”的周氏兄弟未免登场太早，“华土”一时不能消受；他们之引起普遍注目，还要等上八九年以后。届时二人皆已在文化中心北京；蔡元培出掌北大，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舞台。似乎“周氏兄弟”一说很快就在一个圈子里流行了。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三号发表刘半农《除夕》一诗，有云：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刘氏自注：“(一)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二)‘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投身新文学运动的有力促进者，多年之后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也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周氏兄弟”，显然首先是将他们看作一个整体；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优选水平。但是这都可以看作是“周氏兄弟”这一整体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二人的文学活动一时原本不能截然分开，周作人那“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杰作”的《小河》，曾经鲁迅修改；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新版作序，署名“周作人”；周作人的几篇杂感，后来也收入鲁迅的集子《热风》。 “周氏兄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始终。其实二人间的亲情，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即告断绝，世上从此已无周氏兄弟。然而恰恰是在其后一段时期，“周氏兄弟”被他们的同志，尤其是被论战的对手一再相提并论，如陈源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西滢致岂明》)后来冯乃超攻击鲁迅，也说：“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从而赋予了“周氏兄弟”超越于实际意义之上的文化意义。“周氏兄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历史记录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在“周氏兄弟”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的过程中，一本二人均积极参与的杂志《语丝》起了重要作用。《语丝》前一百五十六期，周作人事实上负全责，而鲁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杂志在北京被禁，移至上海再办，由鲁迅主持，周作人发表文章仍然不少。他们在各自开垦自己的园地(鲁迅是《野草》，周作人是《茶话》等)的同时，经常共同出击，或彼此呼应。及至鲁迅编完《语丝》第四卷后，交卸编辑职务，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二人很少在同一场合发言，“周氏兄弟”失去了共同语境。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