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传

2015年将逢巴尔特百年诞辰。
《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作者菲利普？罗歇)是巴尔特去世后第一部全面梳理其思想源流的传记。作为文学批评家和传主的生前友人，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多方面说明巴尔特对文学事业的毕生追求，究诘其思考的出发点及其观点的嬗变情形；在巴尔特与西方古典文学和当代思潮的关系方面，尤其是其所谓的“理论性”和一些核心概念的来龙去脉方面，作者探幽索隐，下力尤勤。至于巴尔特对待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形象"时采取的一些“狡黠”的做法，作者亦不乏揭示和评点。
这部传记不以叙事性的巴尔特生平为重点，也没有采用学院派的学术话语，而是以立意独特的散文体和细密而幽默的分析见重于巴尔特研究界，《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成为一本绕不开的别致的著作。

序幕：往事溟？
第一部分 假巴尔特
1 串通撒谎的批评
2 其人其著
第二部分 罗兰？巴尔特：以退为进
1 螺旋式的“大词儿”
2 神话
3 文本
4 双重骗术
第三部分 《罗兰？巴尔特自述》或故事三则
1 《罗兰？巴尔特自述》或一本自我说明书
2 关于一个相当浪漫的文本
3 《明室》，或失而复得的影像
第四部分 艾尔蓓
1 “这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故事”
2 现代性的意识和悲剧
3 介入的零度
4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吗？”--答复加缪
5 注视的权利
6 时尚和前卫
7 《如是》阵营：是团结一致还是“虚情假意”？
8 山中，此地，彼处
幕落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在这段时间里，巴尔特在“研修班”(1968一1969)讲授巴尔扎克。《S／Z》因之问世，这本书为文本与如下定义的解读之间的“区别”进行辩护：“解读文本并不是要赋予它一个(多少是持之有故的，多少是自由的)意义，而是相反，是要评估文本是由什么样的多重性造成的。”
     这个“多重文本”的概念，即“施指的星系与所指的非结构性”的概念，促使一切结构化活动突然醒悟到不足之处。随后要做的就是把文本化整为零，成为词位(任意的阅读单位)，从每一个词位当中清理出“所指的转换和重复”，从而建立起文本自身的多重性，而不是文本的某种真理。阅读摒弃一切巨细靡遗的奢望，不再为文本服务，而是“虐待”它，“打断它的表达”，让它发出绚丽的光彩，让义素四散，而不是“把它们组织起来，形成同一个主题的领域”。
     巴尔特使用文本的概念与其说与“五月思想”的自由流布有关，不如说同雅克？拉康的教学活动有关(巴尔扎克的叙事《萨拉辛》里的词位就是围绕着阉割组织起来的)，也跟德里达的教学活动有关(《写作和差异》，1966)；不过，或许更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如是》杂志和《符号分析论》(1969)里一直进行的工作有关，即质疑索绪尔的符号帝国及其“描写”――符号学家宁愿要“解释”，即一种“重复的和系统的写作”。
     《文本的快乐》(1973)带有这些新的研究工作的印记。心理分析被用于区隔“快乐的文本”和“享乐的文本”；正如巴尔特在别处说过的那样，文本不正是心理分析学所说的一个“陷入欲望的辩证关系中，或者更准确地说，陷入性变态的辩证关系中”的“对象”吗？“快乐的作家接纳文字”(因为快乐可以言说)，“享乐的作家启动站不住脚的、不可能实现的文本”(因为享乐“无法言说”、“被禁止”)。可是，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清楚这两个本身无制约的词项之间不稳定和毕竟很脆弱的对立。其实，谈论“享乐的文本”绝无可能，除非自己写一篇享乐的文本；至于“快乐”，它的效果(功能？)是导致理论“打滑”和防止一种“意义哲学”卷土重来。主体是另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即“我的历史主体”，它在阅读的享乐当中，或者在文化的快乐当中。是心理分析的主体，还是“令人晕眩的分裂”的主体，尼采式诠释的有“多重灵魂”的主体抑或是夸张地重建的“虚构”主体？《文本的快乐》并未回答这些被推到前台的问题，精彩的回答将由《罗兰？巴尔特自述》(1975)做出。
     这样，在人们称之为“后期巴尔特”的时期，结构主义曾经打算从“作者”、“创造者”和作家的“自我”等问题中撵走的批评界终于在文本问题的不确定的核心部分找到了主体：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管它叫“过程主体”，《文本的快乐》管它叫“最后的虚构：身份的杜撰性”。根据这位新上司的命令，批评话语本身只能作为从写作的织物剪裁下来的边角料才能存活下去。我们很快就看到，60年代的“诗学”计划的倡导者将在一些有不同中心的运动中渐行渐远，唯一值得提到的例外是吉拉尔？热奈特，他的研究工作，即使是历史方面的(围绕克拉提鲁主义展开的《手势语》，1976；探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大文本导论》，1979)，也始终从属于一个配置了各种形式的理论纲领，而且越来越含有博尔赫斯式的幽默(《新叙事话语》，1983)。
     至于巴尔特本人却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更没有研究思想史，这跟开始于《象征理论》(1977)的茨维坦？托多罗夫不同，因为那本按照时序讲述若干“宽泛的理论”的书被认为是朝“符号学史”迈出的一步。P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