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一种力量在沸腾

人物传记。梵高的传记，是一个对动荡生活的悬念式叙述，以经典作品的方式出现。《梵高》追寻了这个伟大印象派画家的一生轨迹，从他出生在荷兰一个艺术经销商家庭的童年生活开始讲述，到他在英格兰、海牙、巴黎度过的岁月，再到他最终定居在阿尔勒。在阿尔勒，他发掘了自己最终发出独特光芒的绘画方式，直到三十七岁那年自杀。梵高一直在努力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二十五六岁的他基本没画出什么，除了几幅煤矿工人木炭画。他在最后阶段伟大光辉的画作艺术似乎是突然爆发出来的。传记以快速连贯的散文方式讲述了这个悲剧故事，在故事不可避免地走向结局的过程中，他不断的制造悬念。在他笔下，透过梵高自身痛苦的活力--一个对自己优选的挑战是努力活到完成所有壮观的作品的天才--梵高似乎跨越了纸张，从书中立体了出来。

圣徒
罪人
丧家犬
冒险家
“日本”
破碎

     1 圣徒 幼年的文森特·梵高最喜欢光顾的就是灌木丛生的小树林或是河堤岸。石楠和刺藤丛中鹪鹩用枝叶和苔藓筑成的尖尖小巢，画眉或麻雀搭在山楂树里的小窝，或是黄鹂鸟儿编织的小吊床，往往更能让他兴致盎然。(他已然把鹪鹩和画眉归到“艺术家”之列，在他之后的书信中有所提及。)在离家稍近的地方，他常常会伏在小溪旁的水芹和灯芯草丛中，捕捉水里的甲虫，捕到后便将它们滑进瓶子里。 布拉班特省是骑跨在荷兰和比利时边界的一块巨大贫瘠的沙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大部分还是荒地，到处是橡树和松林，可耕之地寥寥无几。那些黑麦田沿着河流一岸延绵开来，每到夏天，成群的百灵鸟在此安营扎寨，不时地从麦田里飞出来。小河彼岸，一条小路在草地和马铃薯地的围绕下蜿蜒向前，爬上山坡，直达花园的大门口。比文森特小六岁的妹妹伊丽莎白“莱斯”·梵高回忆她哥哥每次经过门口的模样：“步伐敦实，耸肩驼背，深邃的小眼睛上，永远是使劲皱着的眉头。”他会径直走过，接近无视正在玩耍的伊丽莎白以及在两人之间出生的比文森特小两岁的安娜和小四岁的提奥，即使在父母面前也不停留，而他的父母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心思却全都在楼上。到了二楼文森特与提奥的卧室，他会把捕到的虫子从瓶子里倒出来，把这次远行的成果塞进一个裹着内衬的硬纸盒，工工整整地在固定好的标本上用拉丁文注上名字。 文森特的母亲也叫安娜，安娜·卡本特斯。她经常在花园里拾掇她的金盏菊和蔷薇，指挥花匠修整豌豆垅和果树，督促孩子们把分配给他们的农活做完。安娜的丈夫，多鲁斯(特奥多鲁斯的简称)喜欢坐在那儿写他的布道经文。星期天的早上，多鲁斯会身穿黑袍，带着同样着装的家人从前门出发，沿着津德尔特市场南边的小路，穿过另一个沙地村庄的广场，来到荷兰归正教会行使牧师的职责。河流一岸延绵开来，每到夏天，成群的百灵鸟在此安营扎寨，不时地从麦田里飞出来。小河彼岸，一条小路在草地和马铃薯地的围绕下蜿蜒向前，爬上山坡，直达花园的大门口。比文森特小六岁的妹妹伊丽莎白“莱斯”·梵高回忆她哥哥每次经过门口的模样：“步伐敦实，耸肩驼背，深邃的小眼睛上，永远是使劲皱着的眉头。”他会径直走过，接近无视正在玩耍的伊丽莎白以及在两人之间出生的比文森特小两岁的安娜和小四岁的提奥，即使在父母面前也不停留，而他的父母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心思却全都在楼上。到了二楼文森特与提奥的卧室，他会把捕到的虫子从瓶子里倒出来，把这次远行的成果塞进一个裹着内衬的硬纸盒，工工整整地在固定好的标本上用拉丁文注上名字。 文森特的母亲也叫安娜，安娜·卡本特斯。她经常在花园里拾掇她的金盏菊和蔷薇，指挥花匠修整豌豆垅和果树，督促孩子们把分配给他们的农活做完。安娜的丈夫，多鲁斯(特奥多鲁斯的简称)喜欢坐在那儿写他的布道经文。星期天的早上，多鲁斯会身穿黑袍，带着同样着装的家人从前门出发，沿着津德尔特市场南边的小路，穿过另一个沙地村庄的广场，来到荷兰归正教会行使牧师的职责。这个瘦弱矮小的男人，作为神职人员，虽然不至于受到他人数不多的会众敬仰，但在道德上、学识上和经济上却有着一定的权威，在这块以天主教教徒居多的荷兰土地上，维护着新教徒的利益。 津德尔特的大部分农民和比利时边境上的布拉班特人都拥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而梵高一家在这艰苦的环境里仍秉持着荷兰的城市文化。家里到处弥漫着书香之气。圣经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大量的现代作品似乎也与之相得益彰。一家人会挤到火炉旁读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一起感受着故事里说的没有爱相互支撑，生活会凄凉到何等地步，也会读约翰·大卫·维斯的传奇小说《海角一乐园》，书里讲述了亲密无间的一家人落难到一座热带岛屿上，继而挑战自然、战胜自然的历程。也恰恰是这种想象力促使文森特去探索荒野和溪河，去接受来自博大的自然画卷的馈赠，从而完成对野生物种的收集。同样，文森特对于生活中细小事物的捕捉，也折射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作品的特点，那就是给花木或鞋子虚构出或诡异或怯懦的人物性格。 不管是狄更斯、维斯，还是安徒生，他们都鼓励读者去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这和信奉荷兰当代新教教义的多鲁斯不谋而合。格罗宁根大学神学院认为上帝通过人们的心灵与之对话，人对自然之体验正是与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教会的作用不是一味灌输，而是鼓励和帮助其在道德上对人的启示。在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作品的熏陶下，在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与它带来的反宗教影响下，这种主张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对于多鲁斯来说，与其阔步向前，不如原地踏步，维系其“社会栋梁”之角色(引用荷兰语的表达方式，即十九世纪荷兰王国这座摩天大厦的组成部分)。他一面向新教徒中穷困潦倒或疾病缠身的穷苦农民伸出援助之手，一面对达官贵族毕恭毕敬。这位牧师的野心和他的体形一样中规中矩。对他来说，这一生也就如此了，在布拉班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