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史迹探索/巴蜀史研究丛书

重庆文博事业开拓者之一邓少琴先生解读巴蜀古史，纵谈巴文化与蜀文化。

《巴蜀史迹探索》将“巴”“蜀”分开叙述，主要内容有“巴史新探”“巴史再探”“巴史三探”“蜀故新诠”等。其中涉及巴族的产生、文字与方言，古代巴族活动区域，巴人与賨人，巴人与氐羌，禹出西羌，蚕丛、杜宇、开明治蜀，古代蜀中生产等重要问题。作者利用当时的考古新发现对巴蜀文化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解读，其研究方法与结论在今天仍具备一定参考价值。本书曾获198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作者：邓少琴（1897—1990），重庆人，历史学家，重庆文博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曾任四川大学版本整理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川康历史、川康金石、川康史地、西南民族史等课程。在考古、民族史、地方史研究中成绩丰硕，主要著作有《巴蜀史迹探索》《巴蜀史稿》等。

目 录 巴史新探 / 001 一、船棺墓提供了巴史研究的新史料 / 001 二、巴族的别称及同时代杂居的部族 / 010 三、四川古代巴族自外迁入及入境后的情况 / 024 四、四川古代巴族的生产 / 030 五、巴族的象形文字和方言 / 038 六、华夏族和巴族的融合 / 045 七、巴族的生活情况 / 051 八、结束语 / 058 巴史再探 / 061 一、古代巴族活动区域 / 061 二、清江廪君白虎之巴 / 066 三、蜑是廪君族系并兼獽之称 / 071 四、巴岭山巴蛇之巴 / 076 五、源于龙之族系而为巴族 / 084 六、汉之板楯蛮、晋之巴氐均属于/ 088 七、僚徭之称出自獽蜑 / 089 八、今之土家乃古代巴族之后 / 101 巴史三探 / 105 一、古代江汉流域之土著为濮人 / 105 二、西南巴国出自太皞，又髳可代虎之称 / 111 三、夏后启之臣孟涂司神于丹山之巴 / 118 四、巴人出自氐羌 / 122 蜀故新诠 / 128 一、铜梁旧石器文化与资阳人 / 128 二、巴蜀先民崖居与石器制作 / 131 三、岷山是昆仑之伯仲 / 133 四、蜀中传说人首蛇身之伏羲女娲 / 138 五、夏禹出自西羌石纽 / 143 六、殷墟卜辞蜀有人方之称 / 149 七、蚕丛氏之蜀 / 155 八、杜宇之世蜀之振兴 / 159 九、开明为蜀中治水前驱 / 167 十、石棺椁与石笋 / 175 十一、石牛道之平治 / 177 十二、李冰治水 / 180 十三、《禹贡》梁州贡道所反映蜀中生产 / 185

    巴史新探 一、船棺墓提供了巴史研究的新史料 1954年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两处工地，同时有船棺墓葬和随葬品出土，两处虽地隔千里，其文化竟属于同一范畴，大体与黄河流域战国时期出土的文物相似，这足以说明巴蜀与 中原民族间文化早有交流，发展虽然不一定均衡，但也不是特别落后，这是古时各民族共同努力和创造的结果。 截至现在，四川境内尚无船棺墓葬的另一处报道，成都平原尚无此项船棺的发现，因此，说船棺为巴族的葬制，不会有大的错误。 巴县冬笋坝地区，与《华阳国志》的《巴志》（以下简称《巴志》）所载：“巴子都江州，……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二者可以参证。巴子都的江州，应是今天的重庆，扬雄《蜀都赋》说“分江并注，合乎江小州”足资说明。“又立市于龟亭北岸”，显然不是重庆而是江州之西。南齐曾徙江州县治于僰溪口，西魏曾改此江州县为江阳并置七门郡，七门即今江口上游之七孔子，在大江南岸。杜佑《通典》说江州故城在巴县西，很难作为巴子都江州的解释。至“龟亭”一名，现在舟行的船夫，犹保留旧称，称它叫“车亭子”。梁李膺《益州记》云：“此山自益州至此，是为龟停。”王士祯《蜀道驿程记》说：“过龟亭子，小山卷石孤立江中，今人呼为‘小南海’。”小南海之得名，应始于宋代，《舆地纪胜》卷175重庆府：“龟亭山，在江津县西一里岷江中，若龟形，有古精舍。”精舍指佛舍言，其所供奉者为观音神像，故俗称之为小南海。成渝铁路溯江而上，于其地置站，亦以小南海称之，车行至此，即可望见江中浮出如龟的小山。由小南海中经铜罐驿旧镇，南去重庆九十里，明清两代，巴县于此设置水驿。再上则为成渝铁路设置之铜罐驿车站，旧称冬笋坝者，即今铜罐驿车站濒江的河阶台地。西南解放，重庆国营砖瓦厂利用此一台地高厚黄土层造砖，沉埋二千三百年前之船棺墓葬因而发现，依据《巴志》的记载，定为巴族的墓葬，是有其确实根据的。 冬笋坝先后出土的质地极薄、圆底圆腹、肩有绹纹双耳的铜罐，在江津上游油溪附近的石羊坝另一砖瓦厂，于施工中亦有发现，可能是同为当时巴族葬地。以此推论，旧铜罐驿之得名，当由开辟市场时以发现此种铜罐因而名之。不一定为滇铜运京取道于此，由“铜官驿”一名而致误。 巴族墓葬，《巴志》未有说明，《舆地纪胜》曾载：“巴县西北五里前后有石兽石龟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国之君也。”《蜀中名胜记》卷17重庆府引《本志》亦云，“郡学后莲花坝，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冢”，此可以今市中区七星岗莲花池侧之巴蔓子墓当之。但所谓石麟石虎之属，今已无闻，可能为后人纪念蔓子时，用汉族之葬制为之增饰。《名胜记》又谓“治北康村有小阜二十余，俗称古陵，亦曰巴子冢”，此一记载与冬笋坝墓穴之排列有近似之处。但今重庆周围地区，早经不断平治，所称小阜二十余处至今尚未发现，可能属于巴族墓葬。所谓巴族墓葬，乃土坑墓葬。 四川的巴族，到了春秋季世，受到楚国的侵逼，一再迁避阆中。阆中是巴族统治者最后的据点，其后被灭于秦，结束了独立状况。巴族在此时已退出江州和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的地区，而避处到宕渠及鱼腹荒僻的山区。其仍住原地未迁动的，则逐渐与华夏族杂处而受到融合与同化，而逐渐进步，生活习俗，与华夏族无殊。一部分流入湘西之酉、辰、、武、沅五溪的山地，生事更加艰窘，仍然奉其酋长，争取生存。《隋书·地理志》谓：“荆州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居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这是隋代所记的实际情况。到了唐代，曾居留夔州的诗人杜甫有“水散巴渝下五溪”的诗句。贾耽《四夷述》“故老相传，楚子灭巴，五子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的说法，是有相当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