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星辰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1953-2003），出生于智利，父亲是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在学校教授数学和统计学。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尼奥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逮捕，差点被杀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ealism）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1977年他前往欧洲，最后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结婚定居。2003年因为肝脏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
波拉尼奥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作品数量却十分惊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而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发欧美舆论压倒性好评，均致以杰作、伟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赞誉。苏珊·桑塔格、约翰·班维尔、科尔姆·托宾、斯蒂芬·金等众多作家对波拉尼奥赞赏有加，更有评论认为此书的出版自此将作者带至塞万提斯、斯特恩、梅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与品钦的同一队列。

     我初次见到卡洛斯·维德尔是在1971年，抑或是1972年，当时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是智利总统。 那时他管自己叫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他有时候会去胡安·斯泰因的诗社，在康塞普西翁，被称为南方首都的那座城市。我不能说那时候自己很了解他。我每星期能见到他一次，倘若他去诗社就能见到两次。他不怎么说话，而我却颇为健谈。来诗社的人大部分都很健谈：我们不只谈论诗歌，也谈政治，谈各自的旅途（彼时没人能想到我们后来的旅途会是那般模样），谈绘画、建筑、摄影，谈革命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它就像一个梦，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把开启梦想大门的钥匙——梦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尽管那时我们已经依稀知道梦想往往会变成梦魇，但我们也并不在意。我们的年龄都在十七到二十三岁之间（我那时十八岁），而且除了加门迪亚姐妹和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之外，大家几乎都是文学系的学生。加门迪亚姐妹学的是社会学和心理学，而鲁伊斯－塔格莱，据他自己有一次说的，他是自学成才的。在1973年以前的智利关于自学成才者有很多说法。说实话他不像自学者，我的意思是，从外表上看他不像一个自学者。在智利，在70年代初，在康塞普西翁这座城市里，自学者们不像鲁伊斯－塔格莱这样穿衣打扮。他们都是穷人。但他说起话来倒的确像个自学者。他说话的方式在我看来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现在的说话方式一样（他说起话来就像是住在一朵云里一样）。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踏入过大学校园的人来说，他穿得实在是太好了。我不是说他优雅——虽然他确有其自身的优雅之处——也不是说他有某种特定的穿衣方式；实际上他的穿衣风格是多变的：有时穿西装打领带，有时又一身运动装，他也不排斥蓝色牛仔裤和T恤衫。而不管是哪一类服装，鲁伊斯－塔格莱穿的都是昂贵的衣服，都是名牌货。总之一句话，鲁伊斯－塔格莱是优雅的，而我那时并不相信总是在精神病院和绝望无助之间挣扎的智利自学者会是优雅的。有一次他说他的父亲或祖父是蒙特港附近一处庄园的庄园主。他说，也可能是我们听贝洛尼卡·加门迪亚说的，十五岁的时候他决定放弃学业，从此以后就一边干农活一边在父亲的图书馆读书自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去胡安·斯泰因的诗社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个优秀的骑手，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骑马。实际上，我们关于鲁伊斯－塔格莱的所有猜测都是建立在我们对他的羡慕或者说嫉妒之上的。鲁伊斯－塔格莱面貌英俊，身材修长而充满力量。在比维亚诺·奥赖恩看来，他是个面容过于冷峻而非英俊的家伙——当然，比维亚诺是后来才这么说的，是作不得准的。我们大家为什么嫉妒鲁伊斯－塔格莱呢？说大家都嫉妒是夸张了，感到嫉妒的其实是我。也许比维亚诺也和我一样感到嫉妒。原因嘛，当然是出在加门迪亚姐妹——那对同卵双胞胎，诗社里当之无愧的明星身上。她们俩如此耀眼夺目，有时候我们（我和比维亚诺）觉得斯泰因就是为了她们两个才开这个诗社的。而她们，我必须承认，确实是很优秀的。贝洛尼卡·加门迪亚和安赫利卡·加门迪亚这对双胞胎姐妹，在某些日子里是如此地相像，几乎达到令人无法辨别的地步，而另外一些日子里（尤其是另外一些夜晚）又那么地迥异，彼此间纵然不是敌人，也像是两个陌生人。斯泰因很喜爱她们。他，还有鲁伊斯－塔格莱，是专享总能区分出谁是贝洛尼卡而谁又是安赫利卡的人。提起她们我几乎口不能言。有时候她们出现在我的噩梦里：和我一样的年纪，也许还要大上一岁，一副那个时代的时髦女郎的样子，有着修长苗条的身材，棕色的皮肤，长长的黑发。 加门迪亚姐妹几乎是立刻就和鲁伊斯－塔格莱交上了朋友。他是在七一年抑或七二年加入斯泰因的诗社的。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没人见过他。斯泰因也没有问他来自哪里，他要求他读了三首诗，然后说还不错。（斯泰因只会盛赞加门迪亚姐妹的诗作。）就这样他留在了我们中间。开始的时候其他人不怎么搭理他，但是当我们看到加门迪亚姐妹和他结交以后，我们也开始和鲁伊斯－塔格莱结交了。彼时他的态度一直是真诚而疏离的。只有和加门迪亚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在这点上他像斯泰因）他才显得平易近人，而且非常殷勤周到。对其他人，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他用一种“真诚而疏离”的态度对待我们，也就是说，他会和我们打招呼，对我们微笑，当我们读自己的诗作时他会做出谨慎而有分寸的评论，而当我们抨击（我们通常都很毒舌）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却从来不为自己辩护：当我们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只是听着，神情专注——现在我再也不敢用“专注”这个词来形容他那种神情了，但是当时我们确实觉得他是在专注地倾听。 鲁伊斯－塔格莱明显不同于其他人。我们彼此之间会用隐语或者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像曼德雷那样说话（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左派革命运动党或托洛茨基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