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研究

《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套装上下册）》是中国学界研究南京大屠杀领域中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它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学界国际对话的影响力，促进南京大屠杀史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全书分为历史真相与研究、历史叙述与表达、战后调查与审判、国民认识与记忆等四个部分，聚焦南京大屠杀前沿研讨话题。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中日军队在南京战期间的战争实态以及慈善组织和机构的人道救援，揭示了日军军风纪的败坏、中国军队的顽强和慈善组织的光芒。第二部分侧重从战时媒体宣传的视角与立场来观照历史的叙述与表达。第三部分通过对战后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调查和法庭审判的研讨，追溯了南京大屠杀案的法律轨迹。第四部分则从不同角度勾勒了战后中日两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与记忆，警示世人高度认识战争创伤对人类社会的持久影响。《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套装上下册）》作者均为国内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权威专家与新锐学者。

张连红、孙宅巍主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上下)》是一部运用全新史料、独特视角和多学科方法研究南京大屠杀前沿热点的近期新成果。作者大多能够突破民族、国家身份，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思考南京大屠杀暴行。通过引入新闻学、法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围绕历史真相、法庭控辩、财产损失、人口结构、新闻传播、社会记忆、影视表达、空间仪式等主题展开了富有创意的研讨，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

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版和发表有关民国史和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史料和论文80余篇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曾多次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孙宅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共出版著作(含合著)30余部，发表主要学术论文百余篇。主编《南京大屠杀》一书，被评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译成日文出版。

序一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不只是中华民族的记忆／林伯耀
序一写在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成果报告出版之际／松冈环
一、历史真相与研究
日军第十六师团与南京大屠杀／薛玉珊
南京保卫战研究：以中国守军为中心／程维
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鼓楼医院／顾碧
日本驻华领事馆警察的法律地位――以南京大屠杀期间领事馆警察
活动为中心／曹大臣
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程兆奇
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彭剑
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及性别分析／金一虹
二、历史叙述与表达
侵华日军暴行与纳粹暴行原因比较研究初探／马振犊
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与南京大屠杀真相传播／文俊雄
延安中共报刊和图书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评论／经盛鸿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马振犊邢烨
日军部署及战略意图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王卫星
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字会活动的两面性／高鹏程池子华
南京大屠杀与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薛丽蓉 池子华
三、战后调查与审判
新发现南京大屠杀埋尸资料的重要价值／孙宅巍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口的构成――以南京市常住人口为中心／张连红
南京大屠杀期间市民财产损失的调查与统计――基于国内现存档案资料的分析／姜良芹朱继光
南京沦陷后私人财产损失的典型性研究――以国民政府文官处职员损失为例／吕 晶方勇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论析／严海建
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辩护――以控、辩双方质证为中心的考察／张生／翟意安
东京审判：史实与争议／杨夏鸣
四、国民认识与记忆
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以媒体报道为中心／钱春霞
空间、仪式与社会记忆一一以江东门纪念馆为中心的考察／杨扬
影视文化与民族创伤记忆：南京大屠杀影视作品研究／陈晓红
民国名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马思睿
驳《检证南京事件证据照片》――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再检证／易青／曹必宏
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王希亮
附录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项目管理委员会名单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项目评审委员会名单
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项目条例
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名单
后记

    《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套装上下册）》：和中山宁人不一样，时任日本外务省东亚事务局长的石射猪太郎（IshiiItaro）并不否认南京暴行的发生，他的证词要点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得知后，采取了得力措施。石射说，他收到了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FukuiMakoto，有些地方误译为福井喜代志）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告，报告转交给了陆军部军务局长，外务大臣“感到警觉和担心”。随即，陆军部、海军部和外务省召开了联席会议，“会后不久，外务省就收到了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系一份有关我军暴行的详细记录，由在南京的第三国侨民代表组成的一个国际安全委员会起草，用英语打印……我向陆军部军务局长第一课长出示了这份报告……作为答复，军方代表告诉我，他们已经向南京占领部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从此以后，暴行案例越来越少。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次年即1938年1月底左右，大本营还向南京占领军派出一名特别代表。后来我们听说这位代表就是本间（Homma）少将。此后，南京暴行就绝迹了……我得知，广田外相曾经请求杉山陆相针对南京暴行事件迅速采取严厉措施……与此同时，我也向陆军部相应的部门发出过同样的请求。”②
    石射猪太郎虽是辩护方证人，但其证词却说明其他众多辩护方证人在说谎，于是，伊藤抢先对其发难，他提出直接询问，海军部军务局有第一课、第二课，陆军部军务局却无此设置，石射猪太郎立即表示，“第一课”这个词用得有误，但该部门长官是柴山兼四郎（KaneshiroShibayama）大佐，记得清清楚楚。伊藤把对付起诉方证人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用到己方证人身上，只能说明他的恐慌。
    起诉方科明斯·卡尔显然并不满足于石射猪太郎透露的部分事实，他首先在石射猪太郎的证词基础上明确了两个事实，虽然外务省向日本军方通报了南京暴行，但是，一方面，“优选军事当局发布的警告没有接近起到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暴行非常严重”。紧接着，质证进入了高潮，卡尔问石射猪太郎，有没有从情报局长那里收到外国媒体关于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的报道，石射猪太郎回答，“我收到过的报告每次都有此类报道”，而且在外相、副外相及所有局长中传阅。他说，外相和陆相讨论过此事，但没有听说有人因这些暴行而被惩罚。
    看到己方证人已经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辩方律师伊藤只得再次提出非常晦涩的问题，企图转移视线，他说，他想了解，石射猪太郎向杉山转交抗议，“是出自他自己独立的立场，还是仅仅因为这些抗议来自外国政府”，韦伯裁定这对辩护方并无帮助。伊藤不再询问后，辩护方律师Yamaoka问石射，他自己及外务省如何看待来自南京的报告，石射表示，他认为大部分属实，并补充道：“尽管国外的资料来源，这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人的报告，内容多有重复，我们相信从外国或中国这两种渠道得到的报告可能会有重复，但一般来说，我们把这些报告当作事实接受。”①塚本浩次（TsukamotoKoji，有的地方误译为塚元广次）曾任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军法官，顾名思义，负责军队中违纪、犯罪案件的处理，显然，他受过良好教育，但他的证词中的语法错误简直可以与陈福宝相提并论，他说：“进入南京城后，日本部队犯下了违法行为，我记得已经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深入审查。我还记得松井司令官将所有军官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以严格维持军纪。有四五名军官卷入了上述案件，而其余都是士兵犯下的轻微罪行。这种罪行主要是抢劫、强奸等，而盗窃和伤害的案件则很少。我记得有一些谋杀案，但没有有关处置纵火犯或处理大屠杀罪犯的记忆。上述罪行是在不同地方犯下的，但我相信有相当多的案件发生在南京的难民区内。”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