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蒙难

一个天真的美国人，一个地道的“中国通”，是如何卷入时代的大漩涡？一个外交官的命运，是如何折射出那个时代国民党与共产党、中国与美国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他成功预言了中共革命的胜利，却没能最终影响战后中美关系和亚洲格局的历史走向，其原因何在？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抑或只是那个时代全球知识分子整体“左倾”的一个特殊样本？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探寻其中的真相。

本书为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传记。他亲历了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的转折，并在其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他随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达3个月，并作为其中专享的外交官员，与、周恩来、朱德等多次长谈。其中，与的谈话多达50多次。他认识到中共潜在的力量，富有远见地预测，如果美国一味扶持蒋介石，会导致中国内战的爆发，结果很可能是中共获胜，而使美国最终失掉中国。因为40年代与中共的近距离接触，在美国他被斥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后半生一再被麦卡锡主义纠缠，甚至被国务院除名，失去外交官的资格。直到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关系正常化，他才重新得到认可。

琳·乔伊纳（Lynne Joiner），康奈尔大学毕业。广播记者、新闻主持兼文献片制片人，美国艾美奖（美国电视界优选奖）获得者，现居加利福尼亚旧金山。曾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基督教科学箴言电台（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Radio）、新闻周刊（Newsweek）、洛杉矶时代杂志（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等多家媒体任职，现为上海电视台国际频道传媒顾问。

引子
第一章  有人敲门
第一篇  中国人
第二章  川渝之路
第三章  万里赴戎机
第四章  异域风流
第五章  蒋委员长
第六章  毛主席
第七章  十月危机
第八章  华盛顿的宠儿
第九章  大使偏执
第十章  告别中国
第二篇  旋涡
第十一章  FBI的陷阱
第十二章  会合
第十三章  疑案
第十四章  FBI嫌疑人
第十五章  清水芙蓉
第十六章  风云集
第十七章  暴风骤雨
第十八章  调查
第十九章  听证会
第二十章  地狱边缘
第二十一章  行刑队
第三篇  昭雪
第二十二章  长期斗争
第二十三章  不甘退休
第二十四章  新生
后记
注释说明

    谢伟思对熙攘纷乱的中国是熟悉的，但对华盛顿政坛的纵横捭阖却很陌生。在恢复个人名誉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打响时，谢伟思35岁，而这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家住在成都。过去的500年间，这个城市的面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06年，谢伟思的父母第一次来到这里，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成都是中国边远省份四川省的省会，环城有墙，格局与北京相仿，巨大的城门每晚都要关闭。城里有一座内城，住的都是高官显贵。成都的街道昏暗、狭窄，挤满了杂沓过往的行人和牲畜，不时有一些受雇的苦力抬着滑竿，载着城市的权贵们从街上走过，路人慌不迭地闪向一边给他们让路。每天早晨都会有人从无遮无拦的露天茅厕里挑人粪尿，将粪便装进形似“蜜罐”的巨大陶桶里挑到乡下，再一点点浇到田地里。粪便的恶臭常与油炝辣椒、大蒜、生姜的刺鼻气味相混杂。谢伟思的母亲写道：“没办法，我们只能照着中世纪的水平生活了。后来也习惯了，还过得有滋有味。”
     开拓者的生活就是这样，需要自力和顽强。谢伟思一家住在一套中国传统的四合院里，一共两进；雇有一个门房和几名仆人。仆人负责料理日常杂事：挑井水，生火、封火。成都地处热带，每年逢天热潮湿，他们还要为家居除霉。另外专门留一人充当人力电话线，负责满城跑着送信，并把别人的回信捎回来。就是在这套院落，谢伟思的母亲格雷斯生养了三个儿子一大儿子杰克，二儿子鲍勃（Bob）和三儿子迪克（Dick）。男孩子们肚子里长蛔虫了，格雷斯就给他们喂点蓖麻油打虫。格雷斯生过一个女儿，叫弗吉尼亚（Virginia），六个月大就夭折了――她是在他们一家前往这个偏远之地的三个月旅程中去世的。女儿的死成了格雷斯的心结，此后她一刻不懈怠，精心地保护着这个人丁越来越旺的家庭。肥皂是她做的，丈夫浆过的衣领是她熨的，孩子们的衣服是她缝的。她用水果做蜜饯，用自家种的蔬菜腌咸菜。她还教厨子做面包、饼干等美式食品，又叮嘱仆人们不准给孩子们吃小贩卖的东西。’ “小贩们总是卖力地招揽着生意，他们怎么叫怎么喊我们都熟得很，剃头的、磨剪子的、做锡器的、卖布的、卖小吃的，什么行当都有。”谢伟思回忆道，“但是，我们家罩的那层保护茧总是风雨不透，墙外就是中国的城镇生活，纷繁拥挤，犬吠声、孩子的哭声时时可闻……间或有婚丧嫁娶的队伍来去过往。”
     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土崩瓦解，但国家却陷入了更大的动荡。这年，谢伟思两岁。居住在成都的一小批外国人在经历了数月的忐忑之后，接到了英国领事的命令，叫他们去“下游”避险。谢伟思的父母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收拾起行囊，带上小伟思和他刚出生没多久的弟弟鲍勃，同其他140名外侨一起行900英里来到上海。母亲格雷斯回忆说：“我环顾四周，心想，什么时候我还能再看见这地方，又如何能回到这里啊。”。
     谢家夫妇强烈地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基督教青年会办下去。爱国青年们渴望让中国现代化，他们纷纷报名参加各地基青会新近发起的活动。成都当地的基青会中方会长给谢家送去一只大灯笼，上面写着一个红色的大字“仁”，悬挂在谢家院门上。“革命党认识这个字，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家不能骚扰。”
     中国在喧嚣与动荡中进入20世纪。这期间，谢伟思一家有过多次被围困而后逃亡的经历。去上海是他们的第一次逃亡，而他们返回成都的旅程更是凶险重重。滔滔长江，逆流而上，无论客船还是帆船都要靠几百个苦力像牲口一样拼力拉纤。经年累月，拉纤的绳索竟在狭窄的峡谷石壁上勒出一道道凹槽来。
     1916年，谢伟思家自第一次离开老宅院之后返回成都。虽说当时已经有了现代化的燃煤汽船，船上配有马力强劲的双引擎和四个方向舵，但每每遇到急流就好似打了一场恶仗。不信？看看江中礁石边那无数散落的船只残骸便知。从宜昌到重庆，乘汽船只要四五天，不像拉纤，需要四个星期才到；不过，这四五天也很累人，充满了跌宕起伏。后来谢伟思回忆说：“我们能听见船长急促的喊叫，让手下多送点蒸汽。有时候船逆水而行，不得不用人力把船往前拽，办法是在岸上固定一条缆绳，然后用绞盘来获得更大的动力。”
     P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