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

※ 普里茨克文学奖、保罗•伯索尔奖、塞缪尔•爱略特•莫里森奖得主代表作 ※ 不是人物传记，而是天才统帅的征战历程 本书几乎涵盖了腓特烈的一生，但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书中详细讲述了他在历次战争中的经历和所作所为，将军事行动以及腓特烈本人的政策和野心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厘清围绕这位很好统帅、国王的矛盾与神话，考察文艺青年、哲学家到普鲁士的仆人“老弗里茨”的转变过程，探究他对德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原因。 ※ 再现18世纪普鲁士的政治和军事崛起 腓特烈在位期间，普鲁士不是在打仗，就是在整军备战。在这个过程中，普鲁士崛起为军事强权；普军从趋于同质化的欧洲陆军中脱颖而出，成为纪律和高效的代名词。书中对理性时代的欧洲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介绍了普鲁士为供养超级战争机器而做出的制度性改革，分析了普鲁士军队的性格、组成、训练原则和运作程序，再现了18世纪普鲁士的政治和军事面貌。

腓特烈大帝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人，以其军事成就和政治改革而闻名于世。他将领土分散的贫弱二流小国打造为欧洲五大强国之一，他赋予古老的斜线战术新生并使其臻于至善。作者以充实的细节，对腓特烈大帝进行了多维度的描述，并客观、详细地重新评价了他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成就。书中对18世纪的欧洲——理性时代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分析了普鲁士军队的性格、组成和运作程序，并探讨了腓特烈年轻时的个性；考察了他在罗斯巴赫和洛伊滕的令人惊叹的胜利、他在布拉格和科林的失败，以及普鲁士崛起为欧洲主要强国的标志性事件——瓜分波兰、参与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丹尼斯•肖沃尔特（Dennis Showalter，1942—2019年）：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主攻德国军事史。在腓特烈大帝的战争、德国统一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方面著述颇丰，其代表作还有《坦能堡：帝国的冲突》《巴顿和隆美尔：20世纪的战争人》《德国统一战争》《战争工具：1914—1918年的德国军队》等。

导言
第一章 基础与可能性
第二章 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5年
第三章 喘息之机和重启战端
第四章 普鲁士高歌猛进
第五章 相持阶段：1758—1759年
第六章 普鲁士单挑全欧洲，1760—1763年
第七章 尾声：1763—17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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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译后记
翻译对照表

     基础与可能性 在—个世俗的相对主义时代，辉格党和加尔文主义者依然主宰着军事史的研究。军事上的自由主义者将战争解读为一场进步与蒙昧主义的较量，无论是以技术、社会态度为代表的进步，还是以对战争原则的清晰理解为代表的进步，都势不可挡地取得了胜利。加尔文主义者将胜利和失败解读为对军事正义性的评判，从而进一步深入地采用了这套方法。那些踏上笔直而狭窄道路的将军、军队和社会，被允许进入学者构筑的瓦尔哈拉圣殿。而那些没有意识到战争揭示的真相并采取相应行动的人，被抛进了黑暗的无底深渊。理性时代的战争模式 这些思维定式在18世纪的战争研究领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马尔伯勒、欧根和腓特烈的时代，充其量是从1793年开始的“真正”战争的垫脚石。凭借全民动员、意识形态维护和强化民族认同的模式，法国大革命被视为成熟榜样，确立了此后一直遵循和进一步发展的规范。无论革命者原本的反军国主义言论是多么挚诚，他们最终都为发动一场全新的战争开发构建出了全新的军事组织模式。从那之后，对各国政府而言，政治上而非社会或文化上的毁灭，成了战败之后面临的常见风险。到了20世纪中叶，物质和肉体的毁灭已经成为失败者可能遭遇的命运。尽管自由主义者很少认为全面战争是可取的，但是直到核武器时代中期之前，全面战争的特别重要性实际上几乎没有受到过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18世纪的冲突通常不过是一系列的加伏特舞曲，或者某种能剧，结局由其自身结构来决定。 军事史学领域中的加尔文主义者，通常会满足于描述旧制度下的军队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挑战面前崩溃，这些挑战无情地揭露了陈旧战争方式的所有缺陷。这些缺陷数不胜数。针对武装部队始终无法在战场上贯彻政府的战略和政治设计，大卫·钱德勒做出了阐释。马丁·范·克里费德声称，动脉硬化式的守城一围城心态接近被虚假的后勤问题掩盖了。杰弗里·帕克认为，战争之所以会“使自己无限期打下去”，是因为军队规模的迅猛增长与国家社会相对无力供养军队之间的矛盾了战略思维。罗素·威格利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他描述了18世纪的人依然执迷不悟的战术焦点：各国军队都在寻找一座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即一场在一天内歼灭敌军、决定战争结果的决定性会战。威格利认为，尽管各国为了追求这座海市蜃楼而倾家荡产，但战争依然会劳而无功。会战只会吞噬更多人命，会战本身什么都决定不了。 当然，威格利有时坚信，只有较为性地解决国家内部冲突根源的办法，才值得被定义为“决定性的”。当然，他忽视了战败和获胜带来的更深远的后果，尤其是消极负面的后果。例如，1692年，一支法国军队占据了斯滕凯尔克战场，但由于受到重创，未能实现占领列日的原定目标。腓特烈大帝在洛伊滕和罗斯巴赫的辉煌胜利未能终结七年战争，然而，两场大捷确实鼓舞了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士兵即使在逆境中也要坚持到底，他们都相信总有一天这些胜利会重演。洛伊滕和罗斯巴赫大捷也激励着腓特烈的敌人把战争进行到底。能赢得这种双重胜利的国家和军队似乎太危险了，不能仅仅视之为外交小步舞的下一个普通舞伴而已，必须给予认真对待。 然而，威格利抛出了一个对理解18世纪战争至关重要的观点。将军和政治家都在谋求制定决策。指挥官和理论家都警告说，把军事行动建立在拥有某些堡垒或组建某些补给线的基础上，而忽视在野战战场上开展行动，是有风险的。这些精心策划的行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会战创造有利条件的一个开端。如果这些条件足够有利，可以让对手不敢冒险一战，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就“善之善者也”。在外交领域，18世纪对权力平衡这一政治原则的承诺绝不能被夸大。一流和中等列强经常考虑并且经常尝试牺牲较弱和衰落国家的利益，以便让自己大规模扩张。波兰、瑞典、奥斯曼帝国，甚至西班牙，经常成为邻国扩张野心的牺牲品。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来，即便是旧制度下最出色的武装力量，也不可能接近压制住对手，从而实现外交官谋划的宏伟蓝图。只有在民主革命时代，依靠肆无忌惮的战争女神贝娄娜的庇佑，才能将地图上的边界、各国的命运，改变成、重塑成后人习以为常的样子。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探讨“”，纯属滥用了这个词汇，就像威格利滥用“决定性”一样。组织完善的政治体系之问，任何冲突都是有限的。即使在核战争的背景下，理想的战争目标也不包括接近消灭敌方人口和摧毁敌方经济基础，因为征服者至少可以支配敌人的物质资源。因此，研究给予18世纪冲突特定的那些特定结构，是理所应当的。 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