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新的史学思想的推动下，“新生代”在中国历史、社会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初步成果。如恒慕义为美国公理会教士，1915年来华后，曾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主编的两卷集的《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选录了清代800多位名人并就其生平和社会活动做了概述。傅路特于1943年完成《中华民族简史》，成为率先报道安阳考古发掘重大发现的西方著作，从而使西方人对华夏文明的灿烂成就有了新的认识。韦慕庭在中国社会研究方面是位先驱者，他1932年来华，学习汉语，后著有《中国的乡村政府》和《前汉时代中国的奴隶制》。顾立雅1930年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来华进修。他更侧重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著有《中国的诞生》、《为华北而斗争》和《变化中的中国》等。在民族和边疆问题的研究方面拉铁摩尔最负盛名。他早年致力于东方学研究，1922年曾到新疆考察，著《通向土耳其斯坦的荒漠之路》，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并于同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奖金，赴东北进行学术考察。1931年，他的《满洲——冲突的发源地》出版，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专家。工932年以后，他出任太平洋学会（The Institute 0{PacifiC Relations）会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Affaair）的主编。
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中国学才开始走向独立，并逐渐成为西方中国学研究的重镇和领军。对此起了关键性作用的是有学术企业家之称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他被称为美国当代中国学之父，也是美国第一代中国学家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是他开创了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这个研究领域，大批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门徒”。可以说费正清是“新生代”的核心，有鉴于他在推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建树，韦慕庭称他为“美国中国学的教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