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有常 周振鹤时评集

本书收录周振鹤教授在《新京报》等报刊专栏上发表的时评类短文六十余篇，内容涉及文化、教育、法制、旅游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关于大学教育、博士培养、高校职称、高考政策、学术道德的思考；有对于环境保护、文化遗产、自然灾害、文化变迁、法制建设的论述，有对于贪污腐败、医疗乱象、以权敛财的批判，还有关于慈善捐款、知识教养、电子游戏、网络语言的见解等。虽然本书所叙之事已过去十多年，但所揭示的现象，所表达的观点仍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现实意义。

周振鹤，1941年生，1959-1963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矿治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擅长政区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

中国文化之于世界遗产
奥斯维辛只能震撼有良知的人
海啸发生在月圆之时
天行有常，无需敬畏自然
鼓浪屿大幅度提高收费门槛超越国情
谁来鼓励不愿学而优则CEO的学子？
高招名额分配应抑强扶弱
不必为文化人被冷落而鸣不平
鼓浪屿景点暂停收费的改革体现民意推动
高校职称需制定新评定标准
地域歧视是思想上的不正确
别让方言挟文化随风而逝
今后我们还要不要乘国航的班机？
给国人与外宾同样的方便
培养博士在质不在量
事实准确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真正结束二战阴影尚需努力
保持地名的历史连续性与严肃性
法制远比信访更重要
105次罚单：我们不需要无原则的同情
慈善捐款是一种精神上的义务
县委书记的胆量为何这么大
要认真严肃对待我国公民偷渡问题
通识教育要从中学开始
汉语热缘于文化热是一种误读
评审人与评审意见可以随便泄露吗？
简体字表能否微调？
重测珠峰的优选意义在于求真
不要强制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基金委推卸得了责任吗？
考察精神远比考察成果更重要
村镇出名以后，保护还是开发？
电子游戏猛于虎
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理应祝贺
想起珍贵文献被毁就心痛
有比钟祥汉江大桥更离奇的事吗？
救救中文
对于电影，我在等待第三天
医院不是商业机构，医生不是商人
一流高校应招收中国学的学位留学生
惩治高校腐败要有更可靠的监督
博导是职称吗？
“天地君亲”莫再唱
惊闻保护费
应该建立人文科学水平评定机制
似乎又出错了拳头
学术著作应以《谢辞》为开端
中国暂时不要诺奖也无妨
为何用人单位要对博士学历查三代
有教养比有知识更难
群众创造“粉丝”
“手机国学”无非是个商机
学术创新殊非易易
文化变迁无关个人情感
过度旅游是一种灾害
行星的定义今后就不会再变了吗？
德国周末允许一张火车票乘五人的启示
学校男女生比例问题应引起充分重视
中国大学教育到底成功与否
看国家社科基金中标课题名单

     中国文化之于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大会就要在苏州召开了。国人都很关心中国近年来对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但许多人也很纳闷，为什么以中国这样的五千年文明古国，以中国这样的万里锦绣河山，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竟只有区区29处，远少于西班牙与意大利，比法国也只多一处而已。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我们宣传力度不够，尚未让世人了解我们有许多古迹遗存是够得上世界遗产水准的；二是许多遗产被我们自己破坏掉了，已经不够作为人类遗产的资格；三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不少很好的文化遗产，而且他们对遗产的保护工作远比我们做得好。 我们过去对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都重视不够，既不重视保护工作也不重视宣传工作。遗产的要点在遗字而不在产字。产是容易制造出来的，我们每天都在制造许多动产、不动产与其他各种产权。但是遗产是今天制造不出来的，文化遗产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自然遗产是不受人类生产生活所破坏的相对处于原生状态的资源，这些遗产如果破坏掉了，就再也不能再生了，能再生的就不是遗产。这个道理只有让大家都知道，才能对保护遗产起到有力的作用。现在北京在重建永定门，但建得再好，再金碧辉煌，它也已经不是原来的永定门了，这种建筑是注定申请不到遗产登记的。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当年的东德就把位于东柏林的德国皇宫给拆毁了，许多人觉得十分遗憾。有些人提议再建，但更多的人反对，因为再建就是假古董了，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 有的人同时又另有一种困惑，中国人一直是留恋过去、迷信传统、喜好古董的民族，何以我们竞保存不住先人的遗泽？这种困惑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我在《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一文中曾说，中国文化以表层文化的变化来维持深层文化的不变。“从物质文化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还有哪一样是不变的？早在赵武灵王时已经胡服骑射了，早在汉灵帝时已经流行胡饭胡床了。席地而坐到东洋去了，我们现在只会胡坐；峨冠博带早成陈迹，我们反倒以为长袍马褂自古以来便是国服。即使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又何尝落在人后？在亚洲，我们是最早打落皇冠的，比谁变得都快。……比较深层的宗教领域，中国人也不在乎，来了佛教信佛教，来了基督信基督。” 所以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是最赶时髦的民族，最喜新厌旧的民族。许多人在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与社会发展发生矛盾时，很自然地就会舍遗产而图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规划北京城市建设时，就有两种指导思想，一是以北京为工业城市（据说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将来这里望出去都是一片烟囱），一是以天安门为城市中心来发展北京。结果是城墙全部拆掉，牌楼一个不剩。的确，为了实现上述两种思路，不这样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北京这样的文化古都建成工业城市（或者将工业建到北京边远的郊县去），或者在旧城之外另建一个新城，我们不就可以保留一整个完好的世界文化遗产吗？不但北京，如洛阳，如苏州，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近20年来，这种对文化遗产的忽视情况更加严重，浙江定海县为了建设新式楼房与街道，竟把大片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建筑拆毁，就是一件震动全国的新闻。如果说这是发生在偏远海隅的事，那么北京城里为了拓宽马路而把在近代历史上有特别意义的广肇公所拆掉，又有什么道理可讲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只能证明不重视文物古迹——有时这些古迹就是潜在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现象在我国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 当然也有做得好的例子，例如广州市在市中心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南越国宫苑遗址，就立即采取措施，将原计划的项目易地再建，宁可为此花去两亿多元以偿还损失。至于发达国家，在保护文物古迹与文化遗产方面的努力当然更值得我们借鉴。如丹麦的煤气管道线路在计划时已经根据已知文化遗迹进行设计，施工中还要根据新发现的遗迹而不断进行调整，确保长达2000公里的管线不致破坏任何文化遗迹。 在对待文物遗迹时，我们有时还有造假售假的毛病，一座并不古老的庙宇，常要说它建于数百上千年前，其实那个年代也许只是传闻中的始建年代；在八达岭长城，导游会告诉旅游者说这是两千年前的秦始皇修造的。我们还喜欢制造层累的历史，不但把现存的一切事物说得越老越好，而且把时间说得越准确越好。上海的龙华古寺起先说是三国时始建，后来说始建于三国赤乌年间，再后来就说是赤乌三年始建了。生在前面的古人不知道的事，生在后面的今人倒比他们还清楚。长此以往，有人就要不相信我们申请遗产登记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我们的世界遗产名单肯定有加长的可能性，但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要让人相信我们所申请的确实是真遗产而不是假古董。 我们过去因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已经毁坏了不少文物古迹，如果说这是因为在发展起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缺点，那么在国力已经有所增强的今天，我们再不能重蹈过去的错误。我们一定要将保护文化遗产当成是一件要务，当成是一件与国家颜面有关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