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琐记

这是作者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3月-1978年10月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述。它生动细致的展现了监狱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身份、经历各异的这个特殊群体中间，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末期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是一份既真实、又具深刻洞察的历史记录。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最初偏重于中国古代诗歌史，近十年来，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14年12月被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授予“食文化终生成就奖”。著作有《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饮食文化史》《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另一条线索》《水浒识小录》《幽默中的人事百态》《中国式的幽默》《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平人闲话》《王学泰读史》《采菊东篱下》《坎坷半生惟嗜书》《江山如有待》《往来成古今》《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一蓑烟雨任平生》《监狱琐记》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王夫之评选）。

小引
一“复杂”与“故事”
二我的第一个“监狱”
1“监狱”的分类
2山雨欲来
3我的第一个监狱
三我的第二个监狱
1摩托车上间隙
2半步桥边K字楼
3“号间门偶向人开”
4预审、逮捕、审判
5K字楼的吃
6K字楼中的日常生活
7K字楼中的犯人
8上诉期，地震与悲痛的父亲
四我的第三个监狱
1北京第一监狱
2“”末期的监狱
3初进三中队三小队
4编写节目
5三中队其他犯人
6狱中来了新犯人
五监狱常事拾零
1接见
2在监狱中患病
3大墙里面看电影
六平反现场
1改革的先导——平反冤假错案
2平反现场
七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
1归来
2市高法接待站
附录一生活的第一课
附录二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
附录三1963年-1966年的大陆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一缘起
二铺开
三“罪行”
四处理
五改正
六重聚
附录四野驴顾惟乔
一独特的1960届
二好强的、积极的顾惟乔
三博学的顾惟乔
四悲惨的顾惟乔
附录五号子里的战争——评《号子里的人》
附录六读者陈建新推荐有关张建旗下落的文章
后记

     一 “复杂”与“故事” 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恢复学术刊物《文学遗产》，通过考试，编辑部赞同我调入文学所。当我的人事材料在所务会议上讨论时，七位所领导都同意（五位正副所长、两位书记），人事处一位领导却有不同意见。她说，王学泰历史太复杂，到社科院来工作不合适。老所长陈荒煤先生说，他连“三青团”都没参加过，有什么复杂的？还不是我们把他弄复杂了。陈先生说得对，北京解放那年我才六岁，上二年级。连参加童子军都不够格，遑论“三青团”！每天早晨上学，看见童子军，戴着圆形帽，手执军棍，腰间皮带上系着法绳，在学校门口检查学生的风纪，手是否洗了，脸是否干净，十分认真而神气，还有点羡慕呢。“童子军”是那时大力度优惠龄的组织了，我也只有受他们检查、管理的份儿。 其实，我的历史真的不复杂，可以说七岁以后，不敢说每天、但可以说每个月都能找到证明人。活了六十多年，从学校门，到单位门，没有离开过国门。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包括“”当中，五花八门的组织林立的时候。然而，那位人事处领导说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这应了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曾子墨女士的一句话，她说：“王学泰先生的故事很多。”这是三年前我在该讲堂作讲座时，她向观众介绍我的一句话。我说：的确，大故事，或说大事故，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8年10月。我读高中，下乡劳动，深翻土地，种小麦高产田，来年要亩产120万斤。当时我说，一麻袋最多能装200市斤小麦，120万斤可装6000袋。一袋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亩地可平放1000袋小麦，6000袋要码6层，相当一房多高。我问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000袋小麦挺起来呢？那时是组织军事化，这话是我在“连队生活会”上提出的疑问。连队汇报到团指挥部，带队劳动的是一位留校学生，刚被提拔为教导主任，颇带点“少共”意味，有决断，多激情。他听了之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不是与党唱对台戏吗！竟敢怀疑“”，不相信党报上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政治错误，必须严厉批判，肃清流毒。于是召开我校下乡劳动的全体同学开辩论大会（当时风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动不动就要“辩论”，实际上就是批判），“辩论”我的“反动言论”。许多同学慷慨激昂，上场发言。大会收尾时，那位新提拔的教导主任（当时称作“团政委”）当场宣布，把我开除回校，不许我在这里给“”泼凉水。这是我在众多人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我低着头，有时也偷偷看一眼下面的同学真正的或故作气愤的面孔，感到很意外。待回到城里地处骑河楼的学校，留校的师生正在做大炼钢铁的准备，我怕被同学问起，就没有回学校，每天跑“北图”看书，以消磨时日。下乡同学回校后又在班上开了一次批判会，这时又加上一条新罪行，就是逃课、逃避“”。那年我十六岁，正是充满了奇思异想的季节，这是生活给我上的第一课。 第二次是1964年7月，大学毕业之时。从1962年秋天，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以来，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从学校领导、教师到学生都学会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扫描一切，关注周围同学的一言一行。我所在的班，因为1962年秋选举班干部时，没有接近服从系总支的安排，在一些人的策划下，选了一两个违背领导意志的班干部，这就成为近似“反革命事件”的“选举事件”。1963年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研究高校的阶级斗争时，把这种“选举事件”视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信号（1962年北京有一些高校的个别班级没有按照组织的意图选举班干部，后被定性为严重的“阶级斗争”）。面临毕业时，我们这个班（我所在的班级有同学近百人）一些“选举事件”中的“积极分子”都有些紧张，预感到要被整。毕业之前的几个月里北京师院中文系毕业班中剑拔弩张，充斥着紧张气氛，系里领导做出了“打人状”，许多同学都有不祥的预感，觉得毕业这关不好过，非得脱层皮不可，有些人就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1964年的大学毕业“鉴定”与往年不同的是，在鉴定之前，先搞了一个“清理思想运动”，应届毕业生在“清理思想”的基础上再作鉴定。这个运动的公开“说词”是每个同学要在毕业前，把上大学几年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理干净，轻装走向社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前年，我在北京档案馆查资料时，看到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领导吴子牧1964年7月18日的关于本届大学毕业生“鉴定问题”的讲话原稿。他讲这次鉴定的目的就是考察学生“政治思想、立场方面的根本问题”，以供领导掌握。要求下面主持学生思想工作的领导要特别注意清理有关“困难时期”、“三面红旗”、“国际反修斗争”等方面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要写上档案，“可供使用人单位对他了解”。对于那些通过“保卫手段”所获得的关于学生的“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不必找学生谈，但要“暗挂，作为人事材料”转到任用单位去。可见当时“清理思想”和“毕业鉴定”的真正目的是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