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十二讲(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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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一生崇敬国家民族之传统文化，几同宗教信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其特殊之成就，有其特殊之意义与价值，纵使一时受人轻蔑鄙视，但就人类生命全体之前途言，中国文化宜有其再现光辉与发扬之一日。读《中华文化十二讲（大字本）》庶可见中国文化影响之悠久伟大，实有超乎一般想象之上者。

钱穆(1895.7.30-1990.8.3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目前占有重要的一席。

序
一 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性道合一论
二 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
三 中国文化中理想之人的生活
四 民族与文化
五 中国文化的进退升沉
六 中国文化与世界人类的前途
七 中国文化中的优选信仰与终极理想
八 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九 反攻复国前途的展望
一？ 中国文化中的武功与武德
一一 中国历史上的军人
一二 历史上之人与事与理

    四
     以上是把中国的语言文字来说明中国人观念，再拿中国人观念与西方观念相比，这是同中求异。见其异，才可从此异处来批评其是非得失。但讨论文化，既要同中求异，亦要异中求同。今再论人类文化同处在哪里？人生贵能扩展，扩展便成社会；又贵能绵延，绵延便成历史。社会求其能大，历史求其可久，此乃人类文化一共同趋向。中国社会到今已拥有六七亿人口，所占土地比整个欧洲还大，而历史绵延则在四五千年以上，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长得多。此可大可久之最后综合体，即是“天下”。即由此一观点，也可说明中国文化之合理与伟大处。
     有好多人曾问我，能不能简单用几个字或一句话扼要说明中国文化之中心思想及其主要特质之所在，我想这问题不易回答，但总想要回答，我此刻要大胆地提出四个字一句话，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与其主要特质之所在。那四个字是“性道合一”，出典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两句。
     现在先讲“道”，道就是人所行的路，那是形而下，可见的。但人为何该行这路，必有一所以然，那所以然是形而上，不可见的。我们讲话常说道理，中国人最重讲道理，便是不识字人也懂要讲道理。如说：“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呀！”“这是什么道理呀！”“道理”这两个字，中国人最看重。但把道理二字分开说，便有不同。如说“人道”，便是人生该行的道，但不能说物道。如说“物理”，便是该物可以使之然之理，但不能说人理。可见对物只能讲理，不能讲道，和对人不同。如讲天，则有天理，有天道，兼了人、物两面。近代西方科学是研究的物理，但没有研究到人道。科学是不讲人道的。若讲人道，便不该发明核子武器。中国文化多讲了人道，但少讲了物理，所以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重人文的，西方文化是重自然的，这也有道理。我们该说，中国文化看重在“人”一边，西方文化则看重在“物”一边。
     中国人又常说“道术”，道、术二字同是一条路，故可合称“道术”。分开用，“术”是指的技术。讲究物理，最重要还是要讲术，讲究如何驾驭使用各种物的术。甚至可以把物由这样变成为那样。“道”是教人从这路的这一端通达到那一端，不是要把人由这样变成为那样。《中庸》说“修道之谓教”。可见中国人观念，教育是一种道非术。道和术同有一目的，术的目的比较低。如讲军事，要使这场战争得到胜利，这就有战术。至于为什么要有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目的何在，这乃是道。必先有了道，才能讲到术。道是先决的，术是次要的。科学上一切发明，一切技术，都属次要。若没有一先决的道，专来讲次要的术，则科学上一切发明，虽也都是真理，但那些真理，可以用来帮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也可用来帮助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只因科学本身没有道，只有理。把这些理表现出来，只是一些术。都是次要的，却不是先决的。如经商，也有种种术，推而至于广告宣传，甚至可以迹近欺骗，这都是术，却可以没有道。若说它亦有道；则只可称之为小道。资本家发展企业，主要目的只为争取利润，为私人打算。至于其供应人生需要，却变成为一手段，所以是小道，不是大道。中国人讲道，还有“正”“邪”之别。有该走的道，有不该走的道，所以说盗亦有道。那些则只是邪道，连小道也说不上。只是一些术，而且亦是邪术。中国文化重道不重术，西方文化似乎有些重术不重道，此又是一分别。
     我们再讲“性”，中国人最看重这个“性”字。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特别看重这“性”字，因此有许多探讨，许多争辩。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西洋书，不见有这性字，于是便说，中国人所谓性，只是西方心理学上所谓的“本能”。其实此两者绝不同。也有人说性就是自然Nature，但其间也不同。由中国人想法，只能说性亦自自然中来。人亦是一自然，但在自然中仍有性。一切有生物、无生物都是自然，但不害于万物之各有性。性何自来，则由自然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一“天”字，也可说之为“自然”。依照西方人讲法，科学显与宗教不同，自然显与上帝有别。但照中国人讲法，这两者间却可以相通，并亦无大分别。“性”字的含义中，似有一个动力，一个向往，一个必然要如此的意向。一切有生物，尤其是人，显然有一个求生、好生、重生、谋生的倾向，有一种生的意志，这即是性。人性在大同中有小异。人有人性，物有物性，有生物无生物各有性，此又在性之大同之下有小异。近代西方科学，乃从“物性”来发明出“物理”；中国传统文化，则从“人性”来指示出“人道”。西方科学家只说自然；中国人则认为物有物性，才始有物理可求。西方宗教家只说上帝，中国人则说天生万物而各赋以性。性是天赋，又可说是从大自然产生，故曰“天命之谓性”。
     《论语》里不多讲性，但多讲到命，因“性”是“天所命”，“知命”即就“知性”了。现代西方人讲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都没有讲到性字。心理学里的本能，那绝非中国人讲的性。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随西方，多知有心理学，但亦很少来探求人性。但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最看重人性的。现代西方所讲的心理学，主要从物理学生理学讲起，如眼睛怎么能看，耳朵怎么能听，主要从身体的机能上来探求。中国古人讲性，超乎物理生理之上，与西方讲法不同，这也是双方观念不同而产生出文化不同之一例。
     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