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对话

收录伯林与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十五年的访谈与通信，用亲切的文字记录伯林思想的变迁与完善。 对自由与多元论的终极探讨，完整勾勒出清晰的伯林。 阅读伯林，无论是作为入门还是补充，本书都是不二选择。

本书汇集了以赛亚·伯林和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十五年的讨论，包括两人的通信、谈话录音，内容涉及伯林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自由观和文化多元论，兼及他对童年和青年的回忆。为了回应波兰女学者持续的、尖锐的以及极为深刻的提问，伯林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索。他们探索的方式将激励其他人继续展开这未完的对话。另外，本书也收录了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研究伯林思想的几篇文章。

以赛亚•伯林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有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苏联的心灵》等。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著有多篇研究伯林思想的文章，供职于波兰第一学府雅盖沃大学。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序言
作者序言
致谢
回忆以赛亚·伯林
通信：1983—1997
访谈：1991年10月
不要绝望
我不愿意宇宙太整洁
谈话：1986—1995
1986
1988
1988年4月22日和24日
1988年5月6日（和约翰·格雷）
1988年5月22日和30日
1991
1995
1995年5月17日
1995年5月24日
文章：1989—2005
论伯林自由学说的又一个声音
两种自由观：伯林和哈耶克
“自由”作为抽象理想已近黄昏？
多元性与悲剧
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相互连结还是彼此排斥？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回忆以赛亚·伯林 11月一个夜晚，我在牛津大学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以赛亚·伯林逝世的消息，我是将信将疑的。次日上午，波兰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条悲哀的消息。看到宣布“本世纪巨人之一”去世的大标题之时，不由得想到，我幸运得出奇，竟能够和以赛亚·伯林爵士通信多年，获得奖学金在牛津逗留期间，会见过他多次。我也思考了官方讣告的特点，这讣告几乎没有解释出关于这位逝者的最深刻的真实情况。虽然我充分认识到了以赛亚·伯林爵士成就的智慧范围，但是我更会怀念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慷慨和最热心的人士之一。请想象，“本世纪精神巨人”对一个素昧平生的波兰研究生（在一封六页长的书信末尾）写出下面的话： 我要说，我十分感谢您，因为您认真对待我的著作，给我写了这样的信。我很愿意和您谈这些事，我相信这对我很有用，对您或许也有一点用处吧。因此，我随本信寄一个附件，解释也许您可以前来牛津大学，逗留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地”（在消极意义上）和您随时谈谈，您也能够会见其他的哲学家，他们可能令您更感兴趣，对您更有益处。 我只需向当时访问波兰的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博士展示这封信，就可以按照牛津学院接待计划，得允到圣约翰学院逗留两个月。在万灵学院的第一次会见，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怎么能够预计到会有二十多个人呢？我对门房介绍我自己（声音都颤抖了），他打了一个很短的电话，告诉我等着。很快，一位老先生，身穿棕色的三件套正装，头戴一顶棕色的帽子，专程到门房来迎接我。我不停地看这张在书籍封面见过，因而熟悉的脸，突然觉得这接近不是真实的。他和我打招呼，好像认识我多年了，连续提出很多问题。我几乎来不及一一回答。我和他上楼，很大的黑颜色名字出现在我这位主人的门上，“以赛亚·伯林”，让我觉得更不真实了。 紧接着出现的事超出了我优选的期望。我曾寄给以赛亚爵士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到牛津以前两年在波兰发表的。这个选印篇，应该是一件永远不会派上用场的礼物。而我在主人手里看到的却是这篇文章的英语译文，这令我十分吃惊。我蓦地想到，以赛亚爵士，也像我一样，为了这第一次会见，是作了准备的。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么多年之后，我依然觉得难以写出下面的事。以赛亚爵士，真是一位领会心灵的大师，立即破解了我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说不出话来啊？”他问道。“关于我的自由概念，这是我阅读过的拥有智慧的文章！”他说的话与其说是提及我一篇平庸文章的价值，不如说是他为表扬我而显出的慷慨。我在那一刻并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他说这话是认真的，但是我听到的这个“见解”，在那次会见和以后的会见中，帮助我找到自己的表达意愿。这是当代知识分子之中伟大者之一，以其特有的细腻感觉，尽其可能地创造一种印象，好像他是在和一位平等的同事谈话——我写出这几个字的时候都觉得可笑。 我终于能够向伯林提出在我阅读他著作的时候令我苦恼的几百个问题。我第一次在牛津逗留期间的谈话主要涉及我提出的问题。遵从牛津的好习惯，我努力在每次会见之前准备好文章。我在圣约翰学院的同伴都很惊奇——伯林教授实在太严格了！但是，写文章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构思这些文章，是把这样的做法当作驾驭与我对话的教授难以置信的活跃思想的一种办法：要把他闪电般语速道出的独白导向我认为对我当时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至关重要的主题。过了两年，在我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有机会在万灵学院得到更多次的会见。在我第二次在牛津逗留期间，我不再用我的文章来麻烦以赛亚爵士，我只是聆听。我们以往谈话的线索还不断地重现。这是难以置信的：伯林还记得我两年以前提出过的问题。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