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与杨振宁

本书分别回顾了李政道与杨振宁抗战童年、海外求学、不倦钻研、登顶诺奖、回报祖国的传奇人生。重墨描写了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与中国的情感联系，以及对新中国物理科学事业的巨大帮助。李政道与杨振宁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国籍均为中国。书中素材主要来源为有名科技记者顾迈男的采访笔录，史料价值突出。

顾迈男，曾名顾迈南，1931年生，祖籍山东章丘。从1962年起任新华社专职科学记者，先后担任新华社记者、编辑、主任记者、高级记者等职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多年来，顾迈男以新闻和通讯的形式报道了中国科技界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并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撰写了当代一些有名科学家（包括华裔科学家）的人生经历以及科学成就。 已出版的著作有：《非凡的智慧人生》《华罗庚传》《丁肇中》《炎黄之光——顾迈男科技新闻通讯选》《报国——回忆我所采访的科学家》等，受到中外科学家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李政道 雪窗萤火四十年
第一篇 千里跋涉为求学
第二篇 坐茶馆读书的少年
第三篇 在芝加哥大学
第四篇 推翻神圣定律
第五篇 实现CUSPEA计划
第六篇 创建“博士后”制度
第七篇 悠悠故国情
第八篇 故土难离 寻根苏州
第九篇 竹神萧萧问秋风 君影茫茫去何处
篇外篇
1.在科学的春天里
2.与少年班的孩子们对话
3.对撞之歌
杨振宁 物竞天存争朝夕
第一篇 万里寻师
第二篇 颠沛流离的童年
第三篇 这应该是个佳话
第四篇 故国情深
第五篇 走出象牙塔
第六篇 建造友谊的桥梁
篇外篇
1.灵台无计逃神矢
2.关于争取李政道、杨振宁回国工作的一段往事
3.华裔物理学家的盛会
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试验报告：“对等性定律的推翻”
后记

     第一篇 千里跋涉为求学 李政道在浙江大学读书时，非常勤奋好学。老师布置的功课，他很快就做完了，找到我说：“王老师，我觉得您布置的功课不够味，您能不能再出些题目让我做？” ——王淦昌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出生在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里，祖籍苏州。他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第三个。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跟东吴大学（即现在的苏州大学）有颇深的关系。李政道的曾祖父曾参与创建博习书院和东吴大学。他的伯祖父曾任东吴大学教务长数十年之久，其伯父也在博习书院和东吴大学任职数十年。 他的父亲李骏康曾入金陵大学学农业化学，后来在上海做化肥生意，开办过工厂。苏州和上海相距咫尺，少年时代，李政道就跟随父母到上海读书。人们说，李政道从小就很特别，他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每天总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稍长，进入了幼稚园。父亲原来希望他念实用的科学，但是，当时中国的情况，不允许李政道按部就班地读书。父母对李政道自幼酷爱读书很支持，常带他逛书店，任他选购大量书籍。在他10岁前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都是他时常光顾的地方。 少年李政道对书的种类并不挑剔，文学、历史、科学，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都爱看。他曾对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的《汤姆历险记》看得入迷，书中生动、有趣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保持着这一少年时代养成的酷爱阅读的好习惯。而在青年时期博览的群书中，他对爱丁顿写的《膨胀的宇宙》印象特别深。书中写到恒星、星系，尤其是整个宇宙还在扩展，这唤起他丰富的想象力。为人师之后，李政道对他的学生们说：“读书不要局限于名著，差的不妨也读几本，读多了才能辨别好坏。” 李政道少年时代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统治者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入侵，只好割地赔款，以至于使上海这座城市变成了典型的冒险家的乐园。那时，城里到处充斥着日货，外国租界比比皆是。走近外滩公园、兆丰公园，非常醒目地悬挂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标牌。 看到这些标牌，少年李政道怎么也不能理解：“这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中国人要被他人统治？被外国人歧视？” 有一天，李政道在上海英租界乘坐电车，下车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位40多岁的外国人。下车之后，不料那位外国人竟在车站边找来一个“红头阿三”（印度巡警），巡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李政道的双手反背起来，结果李政道被那个外国人狠狠地揍了一顿。那年，他才13岁。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沿海和京津地区的一些有名大学为避战火，纷纷迁到了云南和贵州的偏远地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3所大学合并成立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差不多同时，浙江大学也从杭州迁到了贵州的遵义、湄潭和永兴。虽然由于战乱校舍简陋，物资匮乏，但是，这些大学师资力量很强，许多刚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归来的有名科学家和教授，不愿在沦陷区为侵略者效力，纷纷来到大后方的学校里任教，因而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不远千里慕名前来求学。李政道也是其中之一。 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这个时期的经历时，说： 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我不想再在上海待下去，决定离开。我的二哥李崇道也想离开。父母说年纪太小，不准离家外出。我决心已定，于是便于这一年的12月22日，同比我大3岁的二哥离开了上海（这年，李政道仅15岁）。当时，上海很乱我们决定到贵阳去，贵阳是自由区，从上海到贵阳要经过封锁线，很危险。在上海北火车站，准备乘火车的有钱人很多，有的人对学生很歧视，空中响着甩鞭子的声音，很可怕。我一心一意想离开，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就这样从上海乘火车到了杭州，住在小旅馆里。一天，忽然来了两个国民党军人要查证件，我们回答说证件丢了，他们不相信，便把我和哥哥给关起来了。关在单人牢房里，怀疑我们是日本人的探子。关了一天后叉忽然把我们释放了，说：“你们显然不是探子。”于是，我和哥哥又步行上路了，我们经过封锁线到达常山。后来，到了浙江西部的一所临时中学当了教员，在这里，吃的是带壳的米。 1942年夏天，日本人打到常山，紧接着浙江西部也沦陷了，学校解散了。有的学生从常山到了建阳、永安。我到了赣州，进了难民收容所。收容所里污垢遍地，我被传染上了恶性疟疾和痢疾，有几个月的时间我都是睡在地上。一天只吃两顿用带壳的米煮的稀饭，全身没有力气，只好躺着。这段生活经历，使我终生难忘。 赣州城里有个图书馆，身体稍微好些时，我就到图书馆里去看书，我对物理的兴趣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例如爱丁顿著的《膨胀的宇宙》，我很爱看。当时，我对社会上的坏现象看得很严重，政府腐败，根本不管年轻人的死活。脑子里一直在想：“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相比之下，物理定理在人间还是很纯洁的，在不稳定的社会里，致力于探索自然界的规律，才是追求真正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