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荭，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讲座教授，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法国文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中法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外文学会理事，江苏译协理事，南京翻译家协会理事，南京作协理事。著有Duras et l’Asie, l’Asie et Duras - Etudes des représentations de l’Asie dans l’？uvre et de la réception de l’？uvre en Chine，《经过》《闲来翻书》《转身，相遇》《杜拉斯的小音乐》《一种文学生活》；和杜拉斯相关的译著有：《外面的世界II》《解读杜拉斯》《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写给杜拉斯的信》《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曾主持“杜拉斯研究”的江苏省、教育部和国家社科项目。
第一章黑色大陆。“没完没了的童年”
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就是在这里形成的。不是在别的地方。①
Nous sommes la．La off se fait notre histoire．Pas ailleurs．②
“玛格丽特·杜拉斯生在印度支那，在那里她父亲是数学老师，母亲是小学教员。除了童年时代在法国有过一次短暂的逗留，她直到十八岁才离开西贡。”这是杜拉斯用在很多书前面的一段简短的自我介绍。第三人称。很奇怪的概括。仿佛“我”已经变成了书上的“她”，整个人生都还滞留在那个已经逝去的印度支那，回不去的童年，而她在出生以后只有一个寓意深远、矛盾但决绝的动作和姿态：“离开”。
离开，为了回去，经由文本而实现的迂回的进入。“虚构和重复”，恰如J．希利斯·米勒(一本文论的书名，归纳了杜拉斯写作的特点和策略：东方，那一片隐没在遗忘之海上的黑色大陆，它既是虚构的原点，也是解构的症结，无所不在的缺席，犹如20世纪“已死的”上帝。
劳拉·阿德莱尔在《杜拉斯传》的开篇引用了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书信集》中意味深长的几句话：“我觉得自己仿佛在梦游一般，弄不懂什么是故事，什么是生活。写了那么多东西，我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了影子的生活；我觉得我不再是在地面上行走，而是在飘，没有重量，四周也不是空气，而是阴影。”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拉斯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印度支那，每当她写作的时候她都会回到那里，回到童年。东方内化为“内心影子”，再转化为文字，得到纾解和释怀，换言之，“我”成了文本，“我发现书就是我。书专享的主题，就是写作。写作，就是我。因此我，就是书。”②
的确，仔细阅读杜拉斯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不管是“印度支那系列”还是“印度系列”，杜拉斯作品并不是孤立散落的，而是一个藕断丝连、盘根错节的互文本③，爱情故事并非这个网络的结点和主题，爱情常常是表象和素材，主题一直都是写作，孜孜不倦对写作方式的探索，“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写得与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失败。但必须接受它：失败的失败就是回到另一本书，回到这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①玄机就在“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我”如何在孤独、绝望，乃至酒精中沉淀、迷失、转化为文本，最终与“我”无关。
1914年4月4日，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交趾支那(现为越南南部)嘉定市。除了童年时代在法国度过短暂的假期(她还太小，应该是不记得了)，十八岁前她都在印度支那长大。“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专享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①这份一成不变、无法逃避的炎热从此滞留在杜拉斯的血脉里，热情、疯狂又绝望；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成了她的精神故乡，深入她的思想、她的灵魂，甚至她的面容，“成了她生命的底片，西贡那散发着毒气的灿烂令她沉迷，神秘的中国城酝酿着种种被禁止的罪恶，小路上种着罗望子树，掺杂着干枯玫瑰的花毯……”②那是混沌初开的景象：
一直以来，甚至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看到地球上的生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一个巨大的沼泽地，表面上毫无生气，突然，一个气泡破裂了，发出臭气，专享的一 个，然后——几千年过去了，又出现一个。同时这些气泡，这些生命的泡沫终于从底部冒出来，光线变了，潮湿渐渐消失，光到了水的表面。创世纪的水，对我而言，就是这样，沉重得像液体的钢铁，但在雾气中很浑浊，没有光的照耀。①
这种创世纪的水就是世界“印人”小玛格丽特脑海的图景，对日后的作家杜拉斯而言，它既是生命的开始，也是日后创作最重要的素材。太平洋每年泛滥摧毁母亲堤坝的黑水，这象征了遥远的原法国殖民地上不公正、穷困和绝望的沉重海水成了她创作的灵感之泉。安娜·古索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童年诗学》②中分析了童年的生长土地和人物在女作家全部创作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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