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 我去二〇〇〇年

★洪水、香港回归、千禧年之夜……每个世纪都有一个九十年代，但是九十年代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杨庆祥、吴琦、李静睿、周嘉宁、魏思孝、龙荻：80后创作者群体共同勾勒属于自己一代的精神内核。★毕赣、笛安双访谈：“九十年代很短暂，那是一种更严肃的复杂”“在末世氛围中讨论终极命题的少女是的存在”。★班宇、郑执、春树、张玲玲同主题小说新作：大雪中的逃亡，千年虫的逼近，90年代的北京与南方小镇……

视野 我去二〇〇〇年（吴琦） 喇叭（李静睿） 风暴天（周嘉宁） 大事皆与他无关（魏思孝） 底色（龙荻） 九十年代断代（杨庆祥） 访谈 毕赣：九十年代很短暂，那是一种更严肃的复杂（沈河西） 笛安：在末世氛围中讨论终极命题的少女是的存在（箱子） 新文人 恋物癖与纳骨堂（海带岛专栏） 我的家在永远永远的大都会（梁霄专栏） 小说 石牢（班宇） 凯旋门（郑执） 北方天使（春树） 岛屿的另一侧（张玲玲）

     1990年代结束之前，我的青春期才刚刚开始。 一个正在中国大都市里昂扬向前的小镇青年，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写文章来纪念它。 时间的密度并不是均质的，那个隆重的20世纪的末尾，同时也悄然作为我的青少年时光，在我并不强大的记忆系统里，没有占据一个显赫的位置。或者说，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太过显著，又充满变数，以至于我忽略了这段已经被完成、被静止的“史前时代”。 我试图去想它，而它像南方家乡的空气一样，寡淡稀薄，是灰色的。在不断后退的景片中，这想念几乎就如同一种想象。 如果我比现在年轻，或者再老一点，怀旧可能会来得自然。年轻时很难满足，又缺乏承担，只能把目光投向就近的生活，等有了年纪，过去全部成为经验，对经验的消化成为所剩不多的欲望的替代品。只有此刻所处的人生，开在中间车道，又再次踩上了时代节奏，被“进步的幻觉”推动着，不用在过去或未来停留太久。 怀旧就是这样一个按钮，一个客观甚至辩证的制动装置，在那些举棋不定、鱼目混珠的时刻才会被按下。有时我们把它当作棒棒糖，借它来吞下生活的苦涩；有时又拿它当警报，指出眼前的正确未必那么正确，错误在从前早就发生。更多的时候，这些昧道掺杂在一起。回忆和展望，甜蜜和危机，都有意无意地伪装成彼此的样子，混为一谈。 这种混乱可能是一个更加充分，也更挑战的理由来开启回忆。因为新的生活并没有兑现它的承诺，今天我们仍然不断在对结束混乱的期待中迎接新的混乱，从20世纪一路开来的庞然机器，越来越没有对手。转眼间，21世纪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 我在21世纪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我的20世纪，客居北京的日子不出意外的话也将超越我的湖南老家。那个沉默的1990年代及其终结，好像真的具有了某种分割的意义，而且这种分割正在变得越来越快速，也越来越剧烈。流行词汇、科技产品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整体更迭，张牙舞爪起来，好像随时都准备将人甩到另一边。 如今我每天的生活，都可以通过手机来组织，并且由它来证明。这种巨大的便利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一个令人遗憾的副作用是，它降低了人类想象过去的能力，尤其是想象那些没有手机的过去。光是这句话就足够暴露年纪了，真正的数码原住民和电脑、手机一同长大，甚至比它们更崭新，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旧式的想象能力。 于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诞生了，它难倒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过去没有手机，人们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些遍布我们周围的空虚、无聊和尴尬的？ 努力想了想，我用过的办法大概有这些。在最热的夏天，循环往复地坐公交乘凉；上课无聊时把所有文具幻想成兵卒与大臣，在课桌上厮杀；坐长途汽车无法忍受，就盯着正前方，把所有显眼的建筑物作为阶段性的目的地，一个又一个地数过去，这也同时有效地缓解了晕车；在电子游戏厅看别人打游戏——我从小就对玩游戏没兴趣，但那段时间除了游戏厅就没有其他专门供青少年停留的场所。更传统的办法还有和朋友爬山，轧马路，打乒乓球，传统到我有一帮朋友至今还在使用它们。 阅读似乎从来不是主要的场景，我是指在堆满教材的教室和堆满教辅的书店之外。我记得，二舅家的厕所里常会摆几本布满水渍、被翻到脱页的《故事会》，其他亲戚家里也会零星地出现《知音》《家庭》和长得像这两本杂志的盗版，政治课要求大家读的《环球时报》和英语老师推荐的英文报纸《21世纪》我都乖乖订了，而自己每期都会跑去报摊上买的是当时觉得非常先锋的《童话世界》。这些读物有着迥异的背景，但在我的年纪和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标准，我几乎是囫囵吞枣式地全盘接受，结果是它们和课堂上的许多具体知识一样，几乎被忘光了。我既不想批评它们，也没有太多想念。 要说有什么长期固定的阅读物，我只想到了《老年世界》。爷爷是我身边会订阅报纸杂志的人，这是他订阅的一本杂志。我总是在他家里一些角落找到它们，看上去已经被放在那里很久了，而我似乎是会翻开它们的人，如果奶奶不把它们撕了垫饭桌的话。只要找到一本我就会读一本，那是我在无所适从的大家庭生活中所能找到的不多的出口。 杂志的主题当然非常正面，总是关于全国各地的老人如何找到了更有意义地度过晚年的方式，或者政府在这方面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但我停留最久，也是每次翻开的部分，是中间的字谜或者迷宫，以及最末的副刊，里面有散文、笑话、读者的投稿文章和书画作品。没有什么惊人之作，但我的确在这种凌乱、散漫的结构里看到一个隐匿的大世界。想到我后来的杂志工作，心中猛然一惊，难道这才是最初的起源？ 等到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一声炮响，把《萌芽》杂志送到了全国各地潜在的文学青年面前。我第一次系统地读到有人整理自己的青春，而不是自己的晚年。这些人的年纪竟然还和我差不多。这可能也是我的拐点，一个不玩游戏的年轻人终于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有了自己打发时间的阵地。我坐公交时也带着它，后来还试图参与，还没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