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中毒事件

丁晓平的这部《王明中毒事件》，以“调查”为中心，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左”·右·“左”——王明中毒事件背景考察》《人有病，天知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报告》和《大江东去，浪淘尽——王明中毒事件后续影响》，以第三者的视角，全面、客观、辩证地审视“王明中毒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全书既从微观视角透视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经过，又从中观视角考察了王明的一生，还从宏观视角俯瞰了中共第三次批判“左”倾路线斗争及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即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选择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过程)。在这部作品中，丁晓平不仅引领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历史观点，譬如：和王明的关系是“志同，道不合”，等等。本书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完整、权威、翔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起到了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作用，是一部展现实事求是精神的信史，是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正确书写的历史著作。

导语：现在可以说了
上篇“左”·右·“左”——王明中毒事件背景考察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十二月会议
三月会议
六届六中全会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九月会议(1941)
延安整风
中篇人有病，天知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报告
王明病了
王明中毒了吗
大会诊
谣言始于1943
大审查
王明在中央医院的日子
下篇大江东去，浪淘尽——王明中毒事件后续影响
九月会议(1943)
历史决议
朱豪医院“中毒事件”
沉沦不归路
后记：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的
附录：王明中毒事件原始历史证据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1937年11月29日。红都延安，雪后天晴；黄土高原，银装素裹。 这天下午，两点左右，一只“铁鸟”飞进了延安的天空，巨大的轰鸣声震撼着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这架苏联空军运输机的光临，对延安的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件稀罕事，爱看热闹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或者放下手中的活计，闻风而动潮水般赶往东关的机场(延安的这个老机场如今已经改为通衢大道了)，都想亲眼看一看这只“铁鸟”是怎样飞上天和落下地的。尽管一年前的1936年4月和12月，张学良的专机曾经来过这里，周恩来也在这里乘坐飞机赴西安解决“西安事变”，但在那个年代，罕见的飞机依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和激动。 延安城的这个时刻，的确是万人空巷。更令人们兴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还有中央机关、边区政府以及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代表及各界群众，纷纷冒着寒冷来到这简易得不能再简陋的机场。 这天，的确寒气袭人，和他的战友们都穿着棉袄、戴着棉帽。飞机在准备降落时因群众一拥而上，又不得不拉杆上升，在天空中盘旋了两圈后，才安全地降落。显然，延安今天迎接的肯定是一个重要而又神秘的人物。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王明。 王明本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1904出生于安徽省六安金寨县双石乡码头村。家庭出身贫民(～说小商人)。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县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受到沈子修、桂月峰、朱蕴山、钱杏邮(阿英)等进步师长的影响，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夏，王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9月与詹禹生等人发起成立“豫皖青年学会”，任事务部主任；寒假在家乡金寨联络进步青年成立“豫皖青年学会”。1925年6月，积极参加武汉三镇青年学生掀起的支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反帝运动，被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是年10月，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10月28日，他同俞秀松、伍修权等60余人，作为第一期国内第二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学生，由上海启程，于11月23日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在语言能力上的天赋，进入俄文班学习，并很快取得了该校副校长米夫…的信任。王明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克劳白夫”，即“鸟”的意思。显然，他想在这里实现自己革命的理想，展翅高飞。凭着雄辩的口才和流利的俄语，王明很快成为中山大学的知名人物，并于1926年9月“学生公社”改选时一跃成为公社主席。米夫是当时中山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权威，对中国问题十分关注。1927年1月，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随同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回国，并陪同米夫到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在5月至6月间，他还短暂地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6月16日，他在武汉中共中央驻地参加了米夫和陈独秀的谈话。7月中旬，随米夫返回苏联。9月，王明毕业留校做翻译工作。王明因为利用学校“教务派”与“党务派”的纷争，提出“联合党务派、争取中间派、打垮教务派”的建议，协助米夫顺利晋升中山大学校长掌握控制中山大学的权力，进一步得到米夫的赏识，实质上成为其专职秘书。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一下子成为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炙手可热，并开始形成以王明为首的一个小宗派。由于以瞿秋白、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王明于1928年带头展开了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这就是后来整风运动时期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1928年，王明还一度担任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秘书。6月中旬，他在斯大林与瞿秋白、等中共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担任翻译。在6月18日至7月11日，他以秘书处翻译科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还为中共六大代表专门作了所谓《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大出风头。 1929年3月，王明回国，先后任上海沪西、沪东区委宣传干事。这个基层的下级职务，令他内心极其不平衡。圆滑机变的他就通过中山大学同学、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潘文郁(又名潘东周)的帮助，调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编辑部。从此，王明如鱼得水，先后用韶玉、慕石、兆玉等笔名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宣传共产国际的思想、方针、政策。9月1日，中东路事件发生后，陈独秀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不同意中央提出的“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王明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发表了《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全盘否定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某些正确主张，成为批陈的马前卒。11月27日，他在《红旗》第57期发表《论陈独秀》，一下子成为中共党内全面否定陈独秀的先锋。 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