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简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与缩影，真实记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客观描述国有企业改革本身的路径依赖，认真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走过的一切，以使今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步子走得更稳健，更扎实。

真实记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客观描述国有企业改革本身的路径依赖，认真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走过的一切，以使今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步子走得更稳健，更扎实。

章迪诚，男，浙江杭州人。教授，贵州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专著、论著、教材9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省部级社会科学和软科学课题20余项。累计发表学术成果400余万字，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经济学和管理学论文18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获省部级以上奖项11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5项。

第一章新中国国有企业的建立
第二章传统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
第三章国有企业改革的早期理论探索
第四章国有企业改革的早期实践
第五章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期划分
第六章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历程
第七章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历程
第八章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第九章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国有企业改革
注释
参考文献
附录156项重点工程名单
后记

     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国有国营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早期实践；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到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思路提出到理论界的反复争论与实践中的缓慢发展；从国有中小企业大规模改制到企业股权多元化迅速发展；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到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认识不断深化，思路也逐渐清晰。 一、股份制试点起步阶段（1984-1987年）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各项措施中，股份制可以说是伴随着其它各项改革措施的轮番推进一直走过来的。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掌握了企业控制权的经营者对企业经营负盈不负亏，使作为出资者代表的政府监管层陷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当初改革决策层在寻找改革突破口时，就已经考虑用股份制来改造国有企业了。只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股份制从谨慎试点到逐渐肯定再到全面推进，走过了极不平坦的漫长路程。 股份制早在政界和学界尚未引起重视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实践中的探索。在城市，1980年哈尔滨松江木器厂尝试以集资入股的办法搞股份制经济，既扩大了生产能力，又使企业呈现勃勃生机。在农村，1984年在广东深圳市沙井镇万丰村出现的“万丰模式”则是股份制在农村的最早尝试。这是改革开放以后股份经济思想在中国大地的首次萌生。 理论界关注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是在80年代中期。最早提出产权问题的是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他在198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中，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提出可以借鉴西方的股份制企业形式，把国有企业的财产划分为股份，分别由各政府主管部门持股，建立社会主义合股所有制。 这个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具体化，却引起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布置国家体改委等有关部门展开研究。为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84年4月在江苏常州召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提出，对城市的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下，1984年7月25日，新中国第一个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呱呱落地。 1984年末发生的宏观经济总需求膨胀，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收入膨胀与企业行为的关系问题。人们在分析总需求膨胀形成的根源时发现：所以会造成总需求膨胀，是因为企业和职工的收入膨胀，以及企业投资欲望的膨胀，而造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膨胀的根源，又在于企业行为不合理。从解决企业行为不合理入手，1985年初，有两位青年经济学者吴稼祥、金立佐率先在国内提出了在企业实行股份制，以摆脱政府行政控制的设想。 紧接着一些青年学者如华生、何家成等也先后提出重新评估原有国有资产、再造微观经济基础的观点。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试行股份制以政策性的支持。《决定》指出，“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是全民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决不应以和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发展为条件。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这段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支持股份制的改革试点，却给试点鼓起了勇气。在《决定》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寻求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思想指引下，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试行股份制，开始在本厂职工中发行股票。后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改名为飞乐音响有限公司，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新中国第一张符合规范的股票。 到1985年，股份制的触角已伸到我国的金融业、轻工业、林业和水产业。 1985年10月，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正式成立，它专门从事股票的发行、转让和管理工作，我国中断了30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从此正式恢复。1986年9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此后，沈阳、北京、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证券交易市场，股票交易日趋活跃。 1986年，以施耐德主席为首的德国“五贤人委员会”访华代表团，在与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安志文座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时，回答了上一年该代表团访华时国务院领导曾咨询他们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建议。他们明确提出：发展股份制是一种好形式，既可以保持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又有可能避免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积弊，哪怕是国家股份很大，但它的一套操作办法可以避免政企不分的问题。德国专家的建议，使中央政府对股份制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1986年7月，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这是我国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金融企业，它的成立标志着股份机制已引入金融业。继此之后出现的深圳发展银行，是由国家、企业和私人三方合股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该行于1987年5月，在吸收特区内6个信用社资金的基础上，以自由认购形式向社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