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千古 少奇永在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新中国 下集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著功勋。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作者在书中围绕父亲刘少奇同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从子女漫忆父辈、从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学习总结经验的独特视角，以对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改革开放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及其来龙去脉作了精彩梳理，将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了饱含深情又客观求实的评述，感人至深，有所思悟。本书内容饱满充实，形式新颖生动，分为上、下两集，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客观中肯的乏作者深刻独到的评述。下集主要涵盖冷静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于艰难调整中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共和国使者开展对外交往、在执着追求真理中为人民献身等。书中还收录了王光美、杨尚昆、安子文、叶子龙等一些历史亲历者的珍贵回忆或对话，风趣活泼地再现了毛刘两家后人多年来友好交往的诸多感人细节。在理性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为更好走向未来提供镜鉴的同时，给厚重的历史增添了宝贵的轻松和温暖。

刘源，1951年生于北京。1955年入北师大二附小幼儿园，1958年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64年入北京四中。遵父命，利用假期在中央警卫团、北京公安总队连队锻炼，1966年“”停课到野战军当兵半年，后退回北京四中参加“斗批改”。1968年底分配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1976年进北京起重机器厂当工人，1978年春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82年初到河南省新乡县任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县长，1985年初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初任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奉调任武警水电部队政委，1998年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3年调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5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兼任一些军事学会、兵法研究会领导），2010年任总后勤部政委。被授予武警少将、中将警衔和解放军中将、上将军衔。曾任县、市、省、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2015年底退出军职，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201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下集
书前的话
第十一章热潮与冷静
第十二章身在人民中
第十三章优选的勇敢
第十四章艰难保调整
第十五章共和国使者
第十六章社教与四清
第十七章永远的执着
第十八章为人民献身
结语
写后之辞
附录

     第十一章 热潮与冷静 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刘少奇概括： 新民主主义阶段是过渡阶段也是准备阶段，即准备进入社会主义。① 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② 延安时期，说过这一阶段要五十至一百年；1949年估计是三五十年；1951年刘少奇说“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这和同时期发表的意见大体一致。周恩来总理也多次讲： 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1953年6月15日，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并批评：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改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① 还指责“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为“右倾表现”。 批评的提法，与刘少奇、周恩来的言词都不接近一样，但看上去意思差不多。所以，父亲和周伯伯以后就没再重复他们的话；而当时，也不会有谁顶上去自讨没趣。尤其是父亲的话，无论从词句上还是讲话的时间点，都无可挑剔。② 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经济建设取得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好成绩，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按后来压去“水分”、③多方核清，年均递增23%！“三大改造”，即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和平、顺利、神奇地超前实现。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空前！“东方红，太阳升”响彻全国。毛主席万岁！甚至高呼到莫斯科。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到莫斯科出席盛大庆典，并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64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给予最隆重的礼遇。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让世界震惊，更为庆典和大会带来极大振奋。赫鲁晓夫踌躇满志，当即提出要赶超美国；受之鼓舞，亦不甘落后，呼应赶超英国！ 17日，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此起彼伏的万岁声和东方红乐曲中，毛主席接见中国留学生代表，即席发表为人熟知的有名演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其中，借《红楼梦》中的一句话，信手拈来断言：“东风一定压倒西风”！ 这话立即成为无数报纸的标题，成为“”的先声号令。 回国，要拿来英国的经济数字，亲自挑出年钢产量作为标志指数，决定十到十五年，超过英国。这就是“超英赶美”的来由。① 1957年六七月，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随之不断扩大化。在党内一系列会议上，严厉指责一年前的“反冒进”。在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批评道： 反冒进的方针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给群众泼了凉水，是右倾保守，是“促退委员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带来了不良后果。 1958年1月，在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更是疾言厉色指责：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反掉多快好省。尖锐批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说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有些话是“尖锐地针对我们”，“是用来反对”，①“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②。 显然，这是自设对立的误判，而且如此绝对：自领“冒进的罪魁祸首”，谁还敢反冒进？更令人陷入话语陷阱：之后的“”跌了大筋斗，谁要是想帮助毛主席分担领导责任，不就都成了“用来反对”！ 3月，在成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经济计划和预算，再次提起反冒进，反对慢的路线，要和反冒进对立。直接针对周恩来和陈云，没有点同时在场的刘少奇。 “”期间，把1953年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以及这次严厉谴责的“反冒进”，都列为父亲的“大罪状”。我问父亲答，其中说起两段惊天之事。对历史背景和政治名词含义，当时的我，一头雾水，所以只记牢了他的叮嘱：要守口如瓶！ 1953年初，因为新税制之事，发了火，与刘少奇商量几天，要免去周恩来。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