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爱情故事” 放在文学目前看，我以为《小团圆》至少有四层意义。 一是张爱玲研究的重要资料。尤其是胡张恋，以前只有《今生今世》一个胡版，现在终于有了“张看”的角度。有些细节几乎一致，如张在温州为范秀美作画半途而废，如分手时搂住脖子深情绝望唤“兰成”。这些细节很难杜撰，可能确有其事，也可能小说参照了胡兰成的自传。但也有很多“罗生门”的地方。当然小说并非史实，只能做参考。小说中所写的九莉的另一男友燕山，据宋淇信中所言是电影导演桑弧。①但桑弧对他与张爱玲的关系一向保持沉默。小说情节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记忆和感觉，值得考察。海内外现在已有不少研究者将小说故事与作家生平细细对照。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通信六百余封，整理校注出版后，当为“张学”重要资料，会给研究者提供新的角度、证据和新的困惑、挑战。 第二，《小团圆》也确立了张爱玲的晚期风格。以前的张爱玲研究，通常只看到她上海时期代表作《传奇》的典型张氏风格和到香港后获得美新处资助写作《秧歌》《赤地之恋》的文风转变，由流动华丽转向平淡含蓄，从都市情欲到乡村苦难。到美国后张爱玲以英文创作并不顺心(英文小说The Fall of Pagoda、The Book of Change一直找不到出版社，《金锁记》双语改写多次，影响仍不如上海初版)，只是翻译《海上花列传》并研读《红楼梦》。电影《色？戒》使这个晚年写的短篇突然进入大众视野，加上研究者新发现的涉及同性恋的中篇《同学少年都不贱》以及更重要的《小团圆》，张爱玲的晚年风格及其与早期《传奇》的比较，便成为很有文学和学术意义的话题。 还是一贯的琐碎细节，但文字华丽有了节制，瘦劲枯涩，人文俱老。五十多岁的女人回忆二十多岁的初恋及床戏，“物化苍凉”的意象仍是她的招牌。还是有局限的第三人称，常常省略主语，故意混淆叙述者的视角和人物的观点，叙述方法则从顺时序变为意识流。最重要的是故事，由“爱情战争”到乡村悲剧再到纯粹个人往事，这种转化轨迹，也是我想说的第三个意义：《小团圆》为中国文学的自传体小说增加了新的一章。 仅在现代文学的时段里，中国的自传体文学至少有三类。 一是特别主张“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体”的郁达夫。郁达夫有意在《沉沦》《茑萝行》等虚构作品中袒露自己，又在《日记九种》《移家琐记》等个人记事中从事无意识的创作。他的自叙体既是私人心理体验的忏悔，同时又具有社会时代意义――“公”“私”两者孰更重要？郁达夫自己，以及“五四”文学读者群的看法，不仅有犹疑，也有改变。在初版的《(沉沦)自序》里，郁达夫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②。在一九二七年《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他声称《沉沦》“接近是游戏笔墨，既无真生命在内，也不曾加以推敲，经过磨琢”③。可是到一九三二年的《忏余独白》，在日军侵略东北，民族危机上升，文坛潮流也渐趋“左”倾的背景下，他又评论《沉沦》是“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使他失望至极，于是，他“像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发出了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的悲鸣”④。十余年间，三段对作品的自我诠释，分别十分明显。从表现“青年忧郁病”“灵肉冲突”(“五四”初期)，到自认“游戏笔墨”(北伐时期)，再到“故国陆沉”“异乡屈辱”等民族主义符号，《沉沦》的意义，也经历了从性(启蒙)到民族(救亡)的主题演化。可见“自传体文学”在“五四”时期不仅有“公”“私”兼顾的两面性，还有一个从“私”向“公”的认同(或被迫认同)的过程。 第二种“自传体文学”就是从一开始就明确有意地以“私”写“公”，如巴金的《家》《春》《秋》。虽然作家明言觉新与他长兄的人生悲剧相似，长兄自杀是他创作的动力，但实际上，巴金的个人家事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缩影、时代象征。原型的梅表妹在与大哥恋爱不成后嫁人，养得胖胖的，有好几个孩子。小说里的梅却因礼教扼杀爱情而郁闷病死。事实中的丫鬟的确被逼为妾，入了“豪门”，却并没像鸣凤一般投湖自尽，以唱响反封建的主题。后来如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也都属于这一种以个人经历写时代风云的“自传体文学”。 P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