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日本奇迹系列

1、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用占地表0.3%的国土面积、近3%的世界人口，创造出几乎占整个世界10%的经济活动。 复盘日本经济发展路径，思索中国经济发展走向。 2、不了解通产省的功绩，就难以理解日本的经济奇迹： 需求的扩张、傲人的生产率、相对融洽的劳资关系、*高的储蓄率……探索日本战后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本书独辟蹊径，将经济腾飞的奇迹归功于制订和执行独*产业政策的通产省。 3、回顾二战后美日关系历史记录的*佳著作之一： 从1925—1975年，作者循历史脉络，整理大量史实与数据，执着研究，还原战后日本在国家发展问题上的争论和选择，并总结出日本模式的四大要素。 4、经典作品重译： 本书是日本经济类经典著作,是美国对日本奇迹和日本模式的经典反思。该书出版后即风**世界，激发并引领了美国国内和欧亚经济体对日本模式的研究，此版为重新引进翻译版本。 5、专家与媒体推荐： （1）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日本社会文化资深研究者刘柠特别推荐： “此书对于调整我们的认识坐标，平衡日本观、世界观，及拓宽以日本为他者反求诸己的视界，有莫大助益。” （2）《日本时报》推荐：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时下仍值得一读，不仅因为作者的观点，更因为他勤奋执着的研究。本书仍然是回顾战后美日关系（包括军事和经济层面）历史记录的*佳著作之一。”

作者从日本国内体制和其核心决策机构——通产省的沿革及作用的角度分析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在论述上，本书循历史进程，以实施产业政策的政府部门建立的1925年为起点，至1975年结束，通过通产省的沿革史及其间产业政策的讨论和博弈过程，阐明了该部门战前、战后在人事、组织上的直接连续性，最终揭示出日本模式的四个要素：精干的公职队伍、保障公职队伍合法高效行政的政治制度、完善靠近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手法、具备像通产省那样的领航机构。

作者：查默斯·约翰逊（1931.8–2010.11），美国政治学家，生前为美国有名的中国和日本问题专家。一生著作颇丰，《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是其影响力优选的一本，该书出版后即风*全世界，激发并引领了美国国内和欧亚经济体对日本模式的研究，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方向。 译者： 李雯雯，职业律师，译有《抗战外援》《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于杰，多年从事银行和投资业务，策划并译校“时运变迁”和“日本奇迹”系列丛书。目前还兼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微信公众号：时运变迁。

译者序：红利渐远
前言
第一章 日本的“奇迹”
第二章 经济官僚
第三章 产业政策的兴起
第四章 经济参谋本部
第五章 从军需省到通产省
第六章 高成长职能机构
第七章 行政指导
第八章 国际化
第九章 日本模式？
附录
注释
参考书目

     第一章 日本的“奇迹” 日本人普遍认为，“奇迹”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62年。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在1962年9月1日和8日分两期刊登了一篇题为《正视日本》(Cbnsider Japan)的长文。后来，这篇长文迅速以《惊人的日本》(Odorokubeki Nihon)之名翻译成日文并在东京出版成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大多数日本人也并不相信他们当时造就的经济增长率——日本少有的增长率，日本的权威人士和经济学家甚至发文提醒这种繁荣会如何消逝、经济衰退即将到来、政府政策存在不合理之处。不过，日本人关注的是不负责任的预算、“超额信贷”和巨大的国内需求；而《经济学人》着眼的却是需求的扩张、傲人的生产率、相对融洽的劳资关系，以及超高的储蓄率。就这样，日本国内外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褒扬，对所谓“奇迹”背后原因的探索拉开了序幕。 首先是奇迹本身的一些具象。表1—1罗列了1926—1978年，也就是本书研究覆盖的整个期间的各项工业生产指数，并将1975年的数值设定为基数100。该表显示了几个有趣的情况：奇迹实际上直到1962年才开始，且当时的产量仅为1975年的三分之一。所谓日本惊人的经济力量有一半要等到1966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该表也清楚表明，1954年、1965年和1974年的经济“衰退”倒逼日本政府转向新的乃至更有创造性的经济举措。这体现了日本经济从上述时期的逆境中恢复，甚至变得更强大的能力。该表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记录：矿业因煤炭为石油让道而衰落；重心由纺织业转向机械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日本人将这种部门迁移称为“重化工业化”。 如果我们将基数稍作变动——比方说，将1951—1953年的数值设定为100，那么1934—193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数就成了90，1961—1963年为248，1971—1973年为664；1934—1936年的制造业生产指数为87，1961—1963年为400，1971—1973年为1350。整个战后期，即1946—1976年，日本经济增长了54倍。当本书研究的期间行将结束时，日本的经济活动几乎占到了整个世界的10％，但其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地表的0.3％，并维持着近3％的世界人口。无论世人是否愿意将这一成就称作“奇迹”，它都应当是值得探究的发展案例。 在我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在这些领域进行了探索，对他们的成果进行综述是引入本书研究和我本人具体观点的必要先导。“奇迹”一词的频繁使用表明，解释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并非易事——尤其这种增长还会在一个又一个短暂的有利条件耗尽或消失之后反复出现；“奇迹”一词并不能单拿出来或仅用来指代始于1955年的高速增长。早在1937年，当时还很年轻的有泽广巳教授(Arisawa Hiromi，1896年生)——任何罗列战后二三十位产业政策主要制定人的名单必有其名，就曾用“日本奇迹”的提法来描述日本工业产值在1931—1934年间高达81.5％的增长率。。今天，我们已经明白这一奇迹为什么会发生：那是时任大藏相高桥是清(Takahashi Korekiyo)实行通货再膨胀的赤字财政政策的结果。因为高桥后来力图中止这一由他开启的赤字政策，一众年轻军官于1936年2月26日清晨刺杀了时年81岁的高桥。 然而，这一较早出现的奇迹仍令学者们心存疑惑，因为诚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说，日本如何做到“早在凯恩斯主义未成气候的1932年便出台凯恩斯政策”是个“谜团”。有些日本人并没有过分纠结于这个谜团，他们索性把高桥是清称作“日本的凯恩斯”。就像我希望在本书中明确的，这种类比并不恰当。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干预比凯恩斯主义走得更远，有泽广巳及其政府同事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期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与奠定今时今日西方公认的那些主流财政政策截然不同。 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