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康熙

  皇帝与宠臣，是怎么的一种主子与奴才（包衣）的关系？康熙是如何利用曹寅作为包衣（皇帝个人的奴才）这个独特的身份和地位，越过国家常规的权力体系和管理系统，达到他紧紧操控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的目的？历史上的曹寅与小说《红楼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曹寅与康熙》，史景迁步入历史研究的起步之作，也是他“最学术”的博士论文，格外厚重、耐读；    史景迁用一如既往的细致笔法，勾画出盛世中“主人”与“奴才”之间相互依存的政治样态。

蜚声国际的汉学家史景迁教授细腻书写康熙宠臣、包衣曹寅的家族兴衰，从清朝政治、财经、社会等多元面向，立体再现了康熙盛世之下的浮世繁华、潜流危机，同时也重构了曹雪芹笔下《红楼梦》背后的曹家真实景况。本书以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为着眼点，描述和探究了清楚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刻画出在康熙盛世这个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

总序妙笔生花史景迁
初版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章内务府
第二章京城与苏州，诗词与社交
第三章织造曹寅
第四章南巡
第五章两淮盐政
第六章曹寅——皇帝的耳目
第七章曹家的没落
附录

     第一章 内务府 曹寅的先祖在明朝自北直隶迁居辽东地区的沈阳，即奉天，这原是大明疆域，不过到了1621年，努尔哈赤领满人攻克沈阳城，许多大难不死的汉人归顺，沦为奴仆。其中有曹寅的高祖，他被编为正白旗的包衣。旗制是满人入关之前的核心组织，而曹寅的高祖也就这么成为其中的一员。 满人在拿下沈阳之前三十年，即已逐步巩固其在长城以北的势力：满人师法汉人以防御工事与城池保护散布各地的兵力，更进一步以明朝的军事驻防体系作为架构旗制的参考，最后又审慎采纳明朝降将所建言的官僚运作技巧。满人虽然逐渐汉化，甚至还仿效明朝的行政体系，建立自己的“六部”，不过在1644年夺占北京，统领天下之后，仍维持旧有的“八旗”组织，因而改变了明朝施行的组织架构。曹家身为正白旗的包衣——这是一种世袭的身份——于是便成为关内新秩序的一部分。 旗制与包衣 旗制是一种兵民合一的治理手段：一般兵丁连同家人，都编入旗下；结合兵勇训练和平民登录，兵勇农耕所得以供应全旗人丁的衣食所需。满人史家考证，八旗制度上溯始于1601年，当时满族首领努尔哈赤（谥号清太祖）组织兵众，以三百人为一“牛禄”，以此奠定日后汉语“佐领”的架构。到了1615年，依不同颜色区隔组织的方法就此定型：共有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每一旗统五“参领”：每参领辖五“佐领”，而佐领即为旗制的基本组织单位，随着满人征服日广，招降纳叛变多，佐领之数则与日渐增。1634年，蒙古八旗循相同模式建立，1642年，降满汉人兵丁日众，亦另建“汉军”八旗。 顺治、康熙两朝，旗人生活舒适，他们不是驻扎“京畿”，就是在各省“驻防”。旗人坐拥大片田产，攻下京城后，京畿的好地大多归属旗人，并且不需为给养人丁而操烦。再者，他们享有特别的职位保障。军职世袭之制早在清朝开国即已存在，不只见于十八世纪旗制式微之后。比如，满洲上三旗的佐领职位有百分之七十二是由本家男丁继承，’百分之八十七的佐领职位是由同一家旗长期把持。至于汉军八旗的二百七十个佐领中，有一百八十七人是世袭继承，几乎占了七成。十七个蒙古参领，事实上每个都是世袭而来。 满洲、汉军、蒙古旗人在清初共享繁荣稳定，但正因旗制的凝聚力强固，我们有必要谨记，满人皇帝的地位在整个十七世纪还不是很稳固。最明显的例子就表现在清初几位皇帝的连年征战：1650年代讨伐郑成功（国姓爷）和南明朝廷，1670年代废黜吴三桂和南方诸藩王，1690年代征讨噶尔丹与厄鲁特部。从官方档案来看，清初皇帝拔擢满人高居要津也是非常小心，这虽然不像战争那么戏剧化，但也说明了皇帝的龙椅坐得稳不稳。 满人通常不谙汉语，若是由他们署理省务，恐怕会招来怨怼，因而通常授予武职，所以供职六部与大学士的满汉比例是一比一。汉人在北京或各省任官者，官不过巡抚。总督一职在顺治、康熙朝多由汉军出任，他们是满人与广大人民之间很自然的中介。“1647年，九位总督全由汉军掌理；后来有一度每省各设一位总督，但是到了1661年，二十位总督之中有十九位出身汉军；1681年，十位总督有七名汉军，两名满人，一名汉族大吏。1655年，有一名满人出掌漕运总督，翌年便告老还乡。”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满人得到拔擢，直到1668年为止；而到了1670年代，才有满人出任总督；即便那时，任总督职的满人人数还是远不如汉军，直到康熙朝结束，这种现象才有所改观。而在这段时期，获任总督的汉族官员只有几人不属旗营。巡抚之权甚至不授予非旗营的汉人，以安抚旗人；1644年到1668年间，出任巡抚的汉军不下九十六人，而据1668年的圣谕，陕西、山西巡抚只由满人出任。 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