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

    有人说，现在谁还知道萨特？一个总是搞错的人，一个拖了法国哲学后腿的人，一个过时的人。    从别人的眼光中出走，萨特仍是自由。    萨特，20世纪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萨特》将萨特的思想与经历如织布般交织在一起，成功挖掘了一个更深刻的萨特，学术性与可读性皆强。

    他的“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的名言众人皆知；    他是一台“写作机器”，为写书注射致幻剂、兴奋剂；    他把存在主义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创作；    他“偶然”的风流韵事与“必然”的爱情让人唏嘘……    《萨特》揭示出与这位文学、哲学巨人的思想发展紧密相关的语境。阐明了萨特是如何被某些当代事件所改变的，其中尤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为甚，此外还探讨了萨特与众多人物——从波伏娃到伽利玛——的关系。作者提供了一种理解萨特的新方式，解释了萨特公开行为——有时带着冒险意味——之中的谜团和表面的矛盾之处。在他有名的公众形象之下，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同写作行为本身的准神经质式关联。本书在探查萨特生活和创作的关键时刻时，就追寻着这条线索。

    安德鲁·利克（Andrew Leak），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法语系主任，萨特研究专家，曾任英 国萨特研究协会主席。他有关萨特的著述颇丰，著有《乖戾 的意识：性态和萨特》（The Perverted Consciousness: Sexuality and Sartre，1989）等。    译者：张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诗学、西方文论、福柯研究，著有《福 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等。

I 序 言001 第一章 镜厅中的孩童051 第二章 战争和人087 第三章 声名的代价125 第四章 真实的震惊159 第五章 的全球知识分子203 第六章 萨特的死亡和生命215 参考文献222 图片使用致谢

    “偶然”的风流韵事与“必然”的爱情1928—1929学年的某个时候——至于确切是什么时候，说法不一——萨特开启了一段影响其后半生的关系。他注意到了一个比他低一级的女生（当然现在他们是同级了），他说这个女生“和蔼、漂亮但是穿着十分不讲究”。对她来说，她很久之前就知道这位高年级某出名团体的头头，此人才华横溢却“非常危险”：传言他酗酒，行为暴躁，甚至沉溺于女色。这位年轻的女性，西蒙娜·德·波伏娃，来自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但是她正处于剔除那陈旧到沉闷而又遮遮掩掩的教养的各种痕迹的时期。在萨特身上，她看到恰恰是这个人能够帮助她做到这一点。在此判断这段关系对两方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彼此相伴持续了接下来的五十一年。这种关系的力量似乎起源于一种强大的知识和情感的互补性。他俩都找到了她/他一直在寻找的对象（double）（萨特最喜欢的一个向他的伴侣示爱的措辞便是“你亦我”[you other myself]）。一旦他们发现彼此，其他所有友谊都无关紧要了。该措辞“对象”在此也应全然以精神分析角度去考量：在他们大量已出版的通信中，萨特男性化了波伏娃并女性化了他自己的程度引人注目。她是他的“法官”，他的“严厉的审查员”，他的“楷模”。他向她欢快地坦白他的罪行，他似乎希望把自己置于她接近严厉的审判下：他是孩子而她是母亲。有时候他们的角色被颠倒过来，她变成了他的小女儿。该纽带的牢固性或许就建立在角色的可逆性上。共同低幼化（mutual infantilization）当然是任何爱情关系的一部分——看看情人节的私人广告栏就足以确定这一点——但是这里我们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宣泄：波伏娃的“男子气”可以使萨特认可他自己女性的一面，这一点在巴黎高师预科班和巴黎高师那种咄咄逼人的男性氛围中被深深地压抑了。只有个别情况下它才能被察觉：例如，在《播种与潜水服》中被萨特戏剧化的他和尼藏之间的关系中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柔情”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这一点。（萨特和波伏娃）这种关系刚开始不久就被打断了。1929年秋萨特离开去服兵役。在圣西尔军校（St-Cyr），他被迫开始了解气象学的奥秘。在分开前，他就制定了一些基本准则，提出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协议”：漫游、（相互接近诚实）接近透明和多个伴侣！事实上，这是一个绝妙的理性化提议，有效利用了偶然性概念：他给她解释说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偶然的”风流韵事，但是他们俩之间的爱情是他们专享“必然的”爱情。至少一开始，萨特比波伏娃更自由地使用这个协议。……但这对情侣的稳定关系在1934年被波伏娃以前鲁昂的一个学生奥尔加·科萨杰维茨（Olga Kosakiewicz）撼动了，她是白罗斯移民（émigré）男子与法国女子的女儿。一对成了三人，这个模式将在萨特和波伏娃一生的关系中不断上演。萨特认为对奥尔加的激情能够使他有力量战胜过早的中年危机。他因痴迷而扭曲的眼光，外加对自身存在停滞不前的担忧，能将这个年轻女人身上，在一个更冷静的看客瞧来，或许幼稚、轻浮、矫饰的东西转变为随性、神秘和“真切”的品质。在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宾》（L’Invitée，1943）中，她对这场三人恋关系做了小说化的说明，她暗示到她更清楚地看到了奥尔加的美德，尽管或者也许因为她明显的嫉妒。从那个冗长详细的描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在波伏娃的记忆中她认为在这场三人恋中，萨特的情绪强烈地摇摆于迷醉沉溺和嫉妒愤怒之间；他通过坚持和波伏娃一起分析奥尔加的最细小的言语、最精妙的语气变化、最轻微的一瞥，来扰乱波伏娃。这种心理机能模式接近于偏执，无疑这段时间萨特的精神状况确实没因其他无关事件改善。为了他正在写的关于意象的书，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萨特——通过一个医生朋友——给自己注射了麦司卡林（mescaline）（一种致幻剂），目的是研究幻觉的本性。幻觉状态持续的时间远远多于正常状态，这给萨特带来了比他所预期的绝对更可怕的转变。更糟糕的是，1936年春，《忧郁》（Melancholia）——现在被叫作“事实性论述”——被伽利玛出版社退稿。这个打击对萨特的影响再夸大也不为过。但是事情很快会向好的方向转化。小说可能是已经被拒绝了，但是他最终付诸印刷了关于意象的书，《想象》（L’Imagination）于1936年出版，《自我的超越性》一年以后出版。后来，1937年4月，多亏了以前的学生雅克-劳伦特·博斯特和以前情人的丈夫——戏剧导演夏尔·迪兰（Charles Dullin），他已经娶了西蒙娜·若利韦——的努力，《忧郁》最终被伽利玛出版社临时（provisionally）接受出版了。不仅小说被接受了，而且伽利玛出版社也同意在有名的《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aise）上刊登一些萨特的短篇小说，以1937年7月的《墙》（“Le Mur”）开始。而且，萨特已经把他的激情从奥尔加转移到她妹妹万达（Wanda）身上了，在身体的激情消耗上，最终证明她比她姐姐更合适。最终，从1937年起，萨特和波伏娃都最后“回归家庭”了，各自在巴黎的巴斯德（Pasteur）中学和莫里哀（Molière）中学谋到了教职。“小博斯特”后来偶然地（真的是“偶然地”吗？）娶了奥尔加，同时她仍旧秘密地做了波伏娃十五年多的情人：从外面看，萨特的“家庭”有一种乱伦的和谐（cohe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