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十月下旬，在巴黎的一个寒冷夜晚，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令我苦苦挣扎的精神疾病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种痛苦已经折磨我好几个月了。当时，我正乘坐汽车行驶在离香榭丽舍大街不远的一条街道上，路面被雨水刷洗得光滑如镜。当车子从华盛顿酒店耀眼的霓虹灯招牌旁驶过时，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是我头一次来巴黎时最初几夜的暂住之所。但从一九五二年春至今，我已有近三十五年再未到访此处。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准备外出游历一番。在最初几个月里，我从哥本哈根乘火车来到巴黎。在我那位身在纽约的旅行社代理突发奇想的安排之下，我一落地就径直去了华盛顿酒店。那里潮湿而简陋，是当时众多定制像我一样经济并不宽裕的游客（大部分是美国人）歇脚的客栈之一。在那里，我带着紧张的心情第一次接触到了法国人并亲身领略了他们古怪的嗜好——我永远都会记得，他们在简陋单调的卧室中摆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净身池，而马桶却被安排在光线不足的走廊的最远端。其实，这正是对横亘在高卢和盎格鲁-撒克逊两种文化之间的那条巨大鸿沟的极其形象的诠释。我在华盛顿酒店待的时间并不长。未出数日，在一帮新结识的年轻美国朋友的鼓动下，我便从那儿搬了出来。他们把我安顿在位于蒙帕尔纳斯（Montparnasse）的一家酒店里。那里虽然更加破旧，却多姿多彩，离多摩咖啡馆1（Le Dome Café）和其他一些非常适合我们的文学聚会场所也只有咫尺之遥。（当时我才二十五六岁，刚刚出版了第一本小说，也算是个名人。只不过，我这个名人的档次并不太高，身在巴黎的美国人鲜少有人听说过我的书，就更甭提读过了。）就这样华盛顿酒店渐渐地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然而，在这个十月的夜晚，当我在细雨中从酒店的灰色石门前经过时，它又重新出现了——多年前初次到访时的记忆开始如潮水般涌了回来，让我感觉我的人生仿佛命中注定般在兜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起点。我还记得第二天早晨离开巴黎回纽约时，我曾对自己说，这一走就等于永别，我再也见不到法国了，就像我再也找不回健全的心智，因为后者正以快得可怕的速度舍我而去。这些想法在我的头脑中如此确凿，令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数日前，我刚刚接受自己确已患上抑郁症的事实，而且正为如何应对它感到束手无策，即使巴黎此行有一件专门为之而来的大喜事也无法令我心情好转。在抑郁症各式各样并且极其可怕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中，人们所经历过的最为普遍的症状是产生一种自我厌恶感（如果不想表达得太绝对的话，也可以说是自尊的丧失）。随着病情的加剧，那种感觉自己一文不值的普遍心理令我愈加痛苦不堪。而且我这份糟糕透顶的郁郁寡欢看上去不免有些讽刺，因为我是飞来巴黎领奖的，虽然只待四天，时间仓促，但这本该是个能让我找回自尊，焕发光彩的时刻。那年夏天早些时候，我被告知获得了法兰西学会的奇诺·德尔杜卡世界奖（Prix Mondial Cino Del Duca）。该年度奖项的颁发对象都是一些作品或研究成果能反映某种“人文主义”主题或准则的艺术家或科学家。该大奖是为纪念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奇诺·德尔杜卡（Cino Del Duca）而设立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靠印制和发行廉价杂志（主要是漫画书）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又涉足高端出版领域并成了《今日巴黎报》（Paris-Jour）的所有者。同时，他还制作电影，并且是一位有名的赛马拥有者——许多在法国和国际比赛中夺冠的良驹都是他的厩中之物。为了实现更很好的文化成就，他又进而成了一位有名的慈善家，并捎带着成立了一家图书出版公司，开始出版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而我的第一本小说《躺倒在黑暗中》（Lie Down in Darkness）的法文版，则有幸成为德尔杜卡出版的作品之一]。到一九六七年他去世的时候，这家世界出版社（Editions Mondiales）已成为他多元帝国中的一个重要实体。他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声望日盛，等到德尔杜卡的遗孀西蒙娜（Simone）创办基金会来专门负责颁发这个与德尔杜卡同名的年度奖项时，人们早已把他以发行漫画书发迹的往事抛诸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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