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

★ 两位杰出经济学家联袂创作，反思个人主义何以将人类社会导向极化与撕裂的陷阱 本书由两位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与约翰·凯合作撰写而成，针对等盛行于当代的个人主义、相关观念传统及其引发的社会和经济行为，分析它何以成为人类社会日益走向贫富差距加剧与极化撕裂的罪魁祸首。 ★ 重新审视个人主义背后的观念传统，拷问当代思潮之中的关键概念 两位作者回顾了个人主义崛起背后的观念传统，批评性地分析这一传统下的“理性经济人”、财产权、绩优制、身份认同、权利话语等当代社会热议不断的概念，以及它们随着时代演变而产生的变化和偏离后果。 ★ 细数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兴衰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政策与观念因素，回溯今日世界之源头 作者从政治局势变化、政策方针以及绩优制盛行带来的观念变化等角度，讲述了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兴衰过程，解释战后繁荣与平等的西方社会，何以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 来自经济学家的社群主义倡议，用务实的行动方案尝试唤醒人的社会属性 两位经济学家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上，借助众多哲学家思想中的社群主义成分，从哲学角度阐释人类的社会性本质，同时结合经济学的具体实例，指出倡导社群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可行性与紧迫性，呼吁人类的共同行动和通力合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自私、物欲横流的社会，怎么能说“贪婪已死”呢？四十年前，“经济人”概念和个人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人被视为天生的趋利动物，每个个体都会为自我实现而争取自身利益。同时人们相信，“经济人”能获得理解世界所需的一切知识；合理运用这些知识，国家就能达到善治，人民就能获得幸福。贪婪，各种形式的贪婪—对知识、财富、繁荣的贪婪，被认为是人类奋发向上的源动力。数十年后，一场金融风暴和一场大流行改变了一切。傲慢的“经济人”概念破产了：人类掌握的知识并不足以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不平等日益加深、个人主义走向特别，社会陷入了严重撕裂。由贪婪精神开辟的进取道路走入了死胡同。在本书中，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与约翰·凯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围绕特别不确定性和社会凝聚力这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回顾了西方战后的政治、经济和商业发展脉络，探问今日世界纷扰动荡的源头与出路。他们提出，我们需要明确国家、市场与社群的角色和关系，重拾人类的社会属性，恢复社群功能，方能共渡难关。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英国有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门主任，英国政府顾问，曾获莱昂内尔·吉尔伯奖、克林纳国际书卷奖、亚瑟·罗斯图书奖、埃斯托利尔全球事务杰出著作奖等。著有《最底层的10亿人》《战争、枪炮与选票》《资本主义的未来》等。2010年和2011年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 约翰·凯（John Kay），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萨伊德商学院首任院长，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伦敦商学院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研究员、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著有《特别不确定性》《市场的真相》等多本著作。

序为什么是现在？
第一章这里发生了什么？
第一部分个人主义的胜利
第二章个人主义经济学
第三章权利
第四章从公民权利到身份表达
第二部分政府：困境的征兆
第五章父权国家的兴衰
第六章变化中的政治地壳板块
第七章工党是如何失去工人阶级的
第三部分共同体
第八章我们的社群本质
第九章社群主义国家治理
第十章社群主义政治
第十一章社群主义、市场及商业
第十二章地域性社群
跋避风的港湾
延伸阅读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在大学里也存在类似的道德优越感，它源自唯能体制（meritocracy）固有的关于智力特权的认识：“我很聪明，所以我是正确的。”坚信这一点的人顽固到不仅不想听到异议，还会试图去压制异议。下愚之人不配进行理性讨论，只适合作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他们成了法西斯主义者、恐同者、种族主义者，他们恐惧跨性别人士、否认气候变化。媒体和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也有着同样的道德优越感，不过起源不同。从报纸专栏或抗议集会上的强烈愤慨可以看出，对许多人来说，情绪的强度是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更优秀，而且我们会抓住一切机会告诉你这一点。 这种丑陋的自大、贬损集体以拔高自我，是一种特别精英个人主义的产物，它已经主宰了许多现代政治和文化思想。然而，我们对人类的进化、心理学、人类学和我们这个物种的发展历史了解得越多——现代人已经把这些领域研究得很充分了——就会越清楚，这种个人主义误解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 人的本性赋予了我们相互影响和共情的独特能力。我们大多不是圣人，但我们大多也不是反社会者。在复杂的现代世界中，如果没有一种高超的相互依存能力，我们必定无法繁荣。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永远不会创造出能够实现现代性的那种复杂性。健康的社会是一个由相互的善意、义务感以及协作共事维持起来的庞大网络。有些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个体之间，但大多数都涉及群体——公司、地方政府、学校、社区和家庭。这些相互关系大多基于不成文的认知，而非明确的法律约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相互关系的质量将决定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有活力的，还是因为不和谐而瘫痪的；我们的经济是繁荣的，还是原始落后的——在落后的社会里，人们为了谋生，只能单打独斗地把时间花在寻找食物和获取燃料上。但建立和维持这种相互关系网络的能力是需要培养和孕育的，‘而那些成功人士对个人利益和自我的过分赞颂恰恰会破坏这种关系。 人类既合作又竞争——这两种能力既具有建设性，又具有破坏性。我们可以建设性地合作，建立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让我们的消费、工作和休闲更有保障，同时在我们身处逆境时提供庇护；或者破坏性地将我们的宗教、政治和经济价值强加给其他群体和国家，窃取他们的资源。我们可以建设性地竞争，进行经济创新、艺术创新，建设更好更充实的生活；或者具有破坏性地、为优先获取稀缺资源而你争我抢。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以上所有这些事情人类都干过，而且规模靠前。 成功的社会持久、繁荣，能满足其公民的需求。它们建立了将合作和竞争导入建设性途径的制度，以实现复杂的普惠目标；它们是多元的，但这种多元化是受约束、有规矩的。正如奥巴马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获得了成功，那么这种成功不仅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精神，更是因为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本书描述了个人主义思想的两个分支，一个是由经济学家推动的，另一个是由法律人推动的。前者维护基于个人努力而获取的财产权主张，也就是占有式个人主义，它在伦理上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证成；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主张对金融家和商人处置财产的自由施加尽可能少的，以实现经济繁荣。这无疑是给有钱人的一份大礼。 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