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传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寄意田园、恬静淡泊的人生哲学，给无数中国人心灵上的慰藉。这本传记以陶渊明的人生轨迹为经，以陶渊明的经典诗歌为纬，完整展现了陶渊明的心灵世界及他在文学目前的独特艺术风貌。

陶渊明的两个重要先辈——陶侃和孟嘉 / 1
一关于了解陶渊明的政治态度的一点线索 / 3
二被人轻视的善战的溪族 / 4
三自强不息和反对浮惰 / 10
四陶侃是桓玄、刘裕一流人 / 15
五魏晋风度的实际意义和桓温系的孟嘉 / 21
六陶渊明所受两方面的影响 / 29
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 / 31
一引子
——陶渊明诞生的时代 / 33
二陶渊明的一生的总括 / 37
三早年的生活和教育 / 38
四十二年的矛盾生活的开始 / 41
五矛盾的继续 / 46
六桓玄政变时期的陶渊明 / 51
七最后的摇摆
——《归去来兮辞》的创作动机的分析 / 67
八步入二十二年的躬耕生活
——他的思想的成熟 / 79
九再度改朝换代时的陶渊明 / 110
十陶渊明的死 / 130
十一尾声 / 134
陶渊明论 / 135
一论陶渊明的政治态度 / 137
二论陶渊明的思想态度 / 144
附录 / 159
我所了解的陶渊明 / 161
陶渊明真能超出于时代吗? / 165
序
——为陶渊明和庄子的文章而写 / 171
陶渊明的孤独之感及其否定精神 / 174
谈陶渊明
——陶渊明逝世一千五百三十周年纪念 / 185
说说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 / 192

    陶渊明的两个重要先辈——陶侃和孟嘉一 关于了解陶渊明的政治态度的一点线索陶渊明的性格和政治态度，是和他的两位有名的先辈有密切关系的。这倒并不是仅仅由于生理学的或遗传学的看法，如果那样，便未免是机械唯物论了。问题是，陶渊明对于这两位先辈，的确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因为崇拜，就容易受着影响。在事实上，陶渊明的风度、爱好、习惯，我们也都可以在他那两位先辈的传记里找到鲜明的影子。那么，关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也就在他这两位先辈的政治态度中可能得到一点线索了，虽然这不是专享的线索。二 被人轻视的善战的溪族陶侃是不是陶渊明的曾祖，曾经有过争执。阎若璩、阎咏父子和洪亮吉都是主张陶渊明并非陶侃的直系后代的，何焯、钱大昕以及大部分研究陶渊明的专家则主张是的。这事情确有可疑。因为，虽然沈约的《宋书》上载明“曾祖侃”，但和陶渊明的同时代诗人并且又是陶渊明的好朋友的颜延之作的《诔》却只有“韬此洪族”四个字，并没有提到他的曾祖是谁；更奇怪的是陶渊明自己的《命子》诗，提到陶侃时，只是说：“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竟缺少明确的交代，而《赠长沙公》一诗，序文“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在族祖之间的句读又有两个读法，再加上下文更淡淡地说出“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的话，这就越增加了读者的迷惑。所以朱自清所写《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清华学报》九卷三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文，索性说：“至世系年岁，则只可姑存然疑而已。”朱自清的文章是带有总结性的，这就是说，这个问题就现有的史料论，已证明是不可能得出更明确的答案了。因此，我们对这问题可以不必纠缠在陶侃是否是陶渊明的曾祖上。我们现在要指出的乃是纵然陶侃不是陶渊明的曾祖，他们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呢?答案是：也仍然是的。这就是他为他的外祖父孟嘉所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所说的：“(孟嘉)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那么，他的外祖乃是陶侃的女婿，也就是，他的外祖母乃是陶侃的女儿，这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关系难道还不够密切么?一个外祖母是很可以向外孙谈谈自己的父亲的，那么，陶侃的一生可能对陶渊明有很深的影响，不也很自然么?再看，陶渊明在《命子》诗里对陶侃的崇拜：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何得?言外是说他比桓温、桓玄、刘裕都高明得多。陶侃是陶渊明这样关系密切又这样崇拜的人物，他应该给陶渊明以极大极深的影响。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这种影响可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性格、爱好；一方面就是政治态度。先说性格、爱好。陶侃的出身是寒微的，在当时并不是名族。我们看他初入宦途时困难的情形：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外出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世说新语·贤媛篇》必须母亲剪了头发，砍了柱子，割了席子，才能供得起客人；送客人，又要追送一百多里地；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很小的官做。可见够艰难，也够惨痛!原因，就在他出身寒微。当他到了洛阳时，更受尽了当时一般名族的奚落。他去看张华，张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他去看同乡羊晫，羊晫就受到批评：“奈何与小人共载?”(同上，羊晫《晋书》作杨晫，此据吴士鉴《晋书校注》改)就是后来到陶侃做了征西大将军，因讨伐苏峻，立了大功，那时已经七十岁左右了，却还被人骂为“溪狗”：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指苏峻事)。温忠武(温峤)与庾文康(庾亮)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晋明帝司马绍)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是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世说新语·容止篇》不但当时人如此轻视他，就是到了唐代所撰的《晋书》上也仍然评论他：“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这都说明陶侃出身的寒微。从温峤称他为“溪狗”，和《晋书》上说他“俗异诸华”看来，他之被人轻视不只是阶级的关系而已，还有民族的背景在。溪族也就是《魏书》卷九十六《僭晋司马叡传》所谓“巴蜀蛮獠谿俚楚越”的谿族。陈寅恪有《〈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一九四三年。，证明陶侃的乡里庐江郡正是溪族杂处区域，他的诸子之凶暴也与善战的溪人的气类相似，结论说：“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渊明亦出于溪族。”这是可信的。陶侃本来的职业，大概是捕鱼。《晋书》卷六十六有这样的传说：或云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吴士鉴《晋书校注》引《御览》四十八《异苑》文：钓矶山，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织梭一枚，还挂壁上，成赤龙，从空而去，石上犹有侃迹存焉。《世说新语·贤媛篇》：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饷母。母封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刘孝标注引《幽明录》：陶公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这些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真实性，那就是陶侃“本出于业渔之贱户”，如陈寅恪所说。陈寅恪早另有《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曾指出那是“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但那时他还只说是那是根据戴延之随刘裕入关后的见闻，和刘之入衡山采药二事创作出来的，现在他这《〈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里又加上：“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正是一篇溪族纪实文字。”我们对这也应该首肯。溪族是勇敢善战的，晋义熙六年卢循之战时，参军殷阐曾说：“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与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陶侃的性行也有类似。总之，从陶侃到陶渊明，这里有一个出身寒微、捕鱼为业的善战的溪族生活背景在。从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陶渊明的勤俭、能劳动、倔强和仕宦不能得意等等了。当然，这些生活和性格的养成，也还有其他的原因，那是有待于别方面的分析的，然而无疑在这里也说明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