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典藏版)

朝发夕至，路上十年
孙玉胜是《东方时空》的创办者，本书回忆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背后的故事与细节，以及重大事件、大型节目报道的背景、过程，也有作者对电视新闻理念的思考与体悟。本书结尾处，作者预言了“直播未来”，如今“直播”已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
《十年》既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书籍，也是一部励志的创业史读物。
孙玉胜和他的央视同行们用近乎痴迷的对新闻理想的追求，告诉后来的人们，既仰望星空又俯身倾听，在百年变局的宏大背景下继续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依然是新闻人最可宝贵的品质。
《十年》已是国内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推荐阅读课外书，也适合媒体从业者及相关专业学子阅读。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十年》，新增20多幅台前与幕后的照片，订正一些符合时代的表述，是为典藏版。
典藏版设计特色：
大十六开，四色印刷，还原台前幕后历史感。
高清修图，图文并茂，辅助阅读，还原历史现场。
双护封，外封折叠设计，尽显央视新闻频道十年珍藏镜头
全木浆纸，护眼环保，舒适阅读

孙玉胜，1960年生，吉林敦化人。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同年入中央电视台。历任新闻评论部主任、新闻中心主任，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1993年以来，参与创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1997年以来，参与策划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50周年、相逢2000年、北京奥运会、国庆70周年等大型电视直播报道。1993年获首届“韬奋新闻奖”，1995年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7年当选中共“十五大”代表。2017年当选亚洲广播联盟副主席。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言 朝发夕至 路上十年

第一章 用兵早晨·1993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设计早间
从“新太阳”到“东方时空”
“特区”里成长
改造我们的语态
理想者部落

第二章 移师晚间·1994
开赴黄金地带
真诚守望来者
事实中的深度
监督的力量
舆论生态平衡

第三章 我看电视·1995
从远处看
从近处看
过程与悬念
建立媒体权威
建立媒体尊严

第四章 另类实验·1996
引进“谈话”
谈话的风险
谈话为什么被忽略
走向“调查”

第五章 感悟直播·1997
香江遗憾
澳门拾遗
锁定主体
动魄瞬间
前方记者

第六章 事件突发·1998
见证突发事件
前沿接触
发，还是不发
快反与引导

第七章 再看电视·1999
家用媒体
技术媒体
主持人媒体
制片人媒体

第八章 意外发现·2000
频道专业化能走多远
付费电视意味着什么

第九章 时空改版·2001
艰难调整：定位《生活空间》
千期改版：打造“新闻杂志”
二次改版：“时空”150分
三次改版：《时空连线》《面对面》

第十章 检讨十年·2002
现在开始播报
评论：内容还是形态
不可失落的新闻性
远去的“线人”
直播未来

后记
修订版后记
典藏版后记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台里要上一个早新闻专栏。”“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辟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1993年2月11日，除夕。电视里嘹亮的钟声在房间里回响，春节晚会的主持人高亢地朗诵着：“年年新桃换旧符”，宣告中国人概念中的一个旧年已经结束。人在此时一般会有豪情生出来，当时我脑子里浮上来的一句话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第二天果然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 1992年，我参与拍摄一部大型电视系列片，在广东街头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这句广告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多年来，每当默读着这句古老的希腊谚语时，内心都会充满创业的激情。 1992年春天，旋风般视察南方几个标志性城市之后，央视决定拍摄一部大型电视系列节目，以反映改革开放的成就，方向最后确定在了广东。原因是广州一家杂志社的一位作者送给当时的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一套电视系列片脚本，反映广东改革开放成就。经请示，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决定成立摄制组拍摄这部系列片。 我被抽调到摄制组时，刚任采访部副主任半年。其他编导还有崔屹平、王益平和汪文斌等人。 临行前，台领导说：“对节目的要求就是：深刻、权威、大气。” 三月下旬，章壮沂带领我们一行七人来到广州。 广州的报栏里到处可以看见关于小平南巡的报道：“……南国春早，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三月的羊城也和“一月的鹏城”一样，花开得热腾腾的。在城市各处，我们见到了小平南巡时种过的那种高山榕，长长的根须几乎垂到地上，让人感喟这个物种不容置疑的生命力。 坐在出租车上，还可以听到广播里念那篇有名的《东方风来满眼春》：“……跨进新年，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那时的广州真是一个繁忙的城市，随处可见黝黑的南方小伙儿，英姿勃勃地在海珠广场一带阔步前进，往某个工地赶着，急匆匆撕扯着叫不出名字的吃食，边走边嚼。这个城市由于充满希望而繁忙，由于繁忙而透出勃勃生机。 摄制组刚一成立，就对如何拍摄这个系列片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无论在宾馆还是在路上，我们几个几乎天天都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那个作家写就的脚本根本就不适合拍摄一部有影响的电视片，事实和观点都很陈旧，我们究竟应该因循这样的脚本完成任务，还是应该另起炉灶？另一个焦点、同时也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如果另起炉灶，应该采用什么形式拍摄？ 80年代的电视可以说是“文学电视”或者叫“作家电视”的时期。许多作家“触电”，介入电视专题片的写作，每部专题片的解说词都几乎是优美的文学作品，甚至不用做任何改动就可以直接出单行本，成为畅销书，因此许多电视节目的演职员表中都有“撰稿”这个称谓。由于“撰稿”中的很多人还都是颇有影响的知名作家，所以排名往往很靠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对“稿”的重视，甚至依赖——当然，现在在大多数节目后头，“撰稿”这个工种已经被“策划”取代了。对这两项工作的不同理解，我将另寻篇幅探讨。 “作家电视”时期出现过不少好作品。例如《话说长江》《让历史告诉未来》《迎接挑战》《运河人》等等。 这些电视作品由于在写作上突破了原来的口号式的假大空，观点鲜明而不生硬，大量引入事实、故事、细节，好看而耐人寻味，一经播出立刻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在记忆中，《迎接挑战》似乎是根据托夫勒主持的电视片《第三次浪潮》编辑的。当时我正在上大学，教学楼的走廊上贴着《迎接挑战》的解说词，我一字不落地一气读完。这种电视形式后来逐渐演化为“政论片”这一较为成熟的电视形态。这种形态曾在一段时间里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好作品，也成为一段时间内最主流的电视表现形式。但是这种形态的图像语言基本是以文献资料的汇编为主，而且都是主题先行的，节目质量主要依赖于作家的写作水平，画面语言则排在第二位。 我们所争论的这个脚本，从表现形式上看是一个典型的“作家电视”台本，但即使用“作家电视”的标准去衡量它，这个脚本无论事实还是观点都显得过于陈旧了，没有超越一个普通电视编导的写作水平。如果要依赖这部脚本拍摄系列片是很难形成影响的，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的争论就更加激烈： “这个节目要给人深刻的启示，要让观众看到广东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意让步。 崔屹平坚持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观众看到一个生动、真实的广东！” 王益平总是乐呵呵的，说话不如崔屹平利落，但是温和的口气中表现出来的立场坚定，一点不逊崔屹平：“其实，我们还是应该用纪录片的方式表现广东的改革。”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