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与理智

《悲伤与理智》共收入散文二十一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几种体裁。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诸的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诗和诗人”。这卷文集可以说是通向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把钥匙。文集中最后一篇作品《悼斯蒂芬·斯彭德》完成后不到半年，布罗茨基自己也离开了人世，《悲伤与理智》因此也就成了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是布罗茨基散文写作、乃至其整个创作的“天鹅之歌”。在这部题材丰富、视界浩淼的散文集中，约瑟夫布罗茨基开篇便用深沉内省的目光审视了自己在苏俄的早年经历以及随后去往美国的流亡生涯。接着，作者用惊人的博学探讨了诗歌的张弛变幻、历史的本质、流亡诗人的双重困境等一系列颇具广度与深度的话题，思维的触手延揽古今，上及古罗马贤帝马可奥勒留，下至现当代诗人托马斯哈代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将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探讨与对诗歌美学的炽烈情愫糅合锻造为继《小于一》之后的又一部世所罕见的奇作。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俄裔美籍诗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摄影师。布罗茨基自小酷爱自由，因不满学校的刻板教育，15岁便退学进入社会。他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业余时间坚持写诗、译诗。 布罗茨基从1955年开始写诗，多数发表在由一些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所办的刊物《句法》上，并通过诗朗诵和手抄本形式流传于社会。很好的诗才很快使他崭露头角，被称作“街头诗人”，并受到阿赫玛托娃和其他一些文化界人士的赏识。1963年发表的有名长诗《悼约翰·邓》是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服刑18个月后，经过一些苏联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被释放，获准回到列宁格勒。从此，布罗茨基的作品陆续在国外出版。从1965年起，布罗茨基的诗选陆续在美国、法国、西德和英国出版，主要诗集有《韵文与诗》（1965）、《山丘和其他》（1966）、《诗集》（1966）、《悼约翰-邓及其他》（1967）、《荒野中的停留》（1970）等。

译序/刘文飞
战利品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
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
表情独特的脸庞
受奖演说
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
第二自我
怎样阅读一本书
颂扬苦闷
克利俄剪影
体育场演讲
一件收藏
一个不温和的建议
致总统书
悲伤与理智
向马可·奥勒留致敬
猫的“喵呜”
求爱于无生命者
九十年之后
致贺拉斯书
悼斯蒂芬·斯彭德

     战利品 一 太初有肉。更确切地说，太初有二战，有我故乡城的被围困，有那场大饥荒，它夺走的生命超过殒于炸弹、炮弹和子弹的人之总和。在围困战快结束时，有了来自美国的牛肉罐头。我觉得好像是“斯威夫特牌”的，虽说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我初次尝到这罐头的滋味时，年方四岁。 这或许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一次吃肉。然而，我记得更牢的却并非那肉的滋味，而是罐头的形状。高高的方形铁盒，一侧附有一个钥匙状的开罐器，这些罐头显示出某些不同的机械原理，某种不同的整体感受。那把开罐钥匙卷起一圈细细的金属铁皮，罐头便被打开，对于一位俄国儿童来说这不啻一个发现，因为我们之前只知道用刀来开罐头。整个国家还靠钉子、锤头、螺母和螺栓支撑，我们的生活也多半仍以此为基础。因此，始终无人能向我解释这些罐头的密封方式。甚至直到如今，我也未能接近搞清楚。我当时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妈妈开罐头，只见她摘下开罐器，掰开小小的铁舌头，把铁舌头穿进开罐器上的小孔，然后一圈又一圈地转动开罐器，神奇极了。 在这些罐头的内容物早已被消化排泄之后的许多年，这些高高的、四角圆滑（就像银幕!）的罐头盒，这些两侧印有外文字母的深红或褐色的罐头盒，仍旧摆在许多人家的书架和窗台上，有些被当做审美对象，有些被当做储物筒，可以用来放置铅笔、改锥、胶卷、钉子等杂物。它们也时常被用作花瓶。 我们后来再也没见到这些罐头，无论是它们胶冻状的内容物还是其外形。它们的价值与时俱增，最终在学童间的贸易中成了越来越稀罕的东西。这样一个罐头盒可以换得一把德国刺刀、一根水兵腰带或一个放大镜。它们锋利的边缘（在罐头盒被打开的地方）曾割破我们许多人的手指。不过，我在三年级时已骄傲地拥有了两个这样的罐头盒。 二 如果说有谁能自战争获益，那便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我们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获得了大量可供浪漫想象的素材。除了大仲马和凡尔纳提供的那些普通儿童食粮外，我们还拥有一些男孩子们十分热衷的军事装备。我们尤其热衷这些装备，因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了战争。 但奇怪的是，较之于我们红军胜利者的装备，敌方的武器却引起了我们更大的兴致。德军飞机的名称，诸如“容克”、“斯图卡”、“梅塞施密特”和“福克沃尔夫”等，我们时常挂在嘴边。“施迈瑟式冲锋枪”、“虎式坦克”和“合成食品”等也是如此。大炮是克虏伯造的，炸弹是法本公司的奉献。孩子的耳朵对非同寻常的奇异声音总是很敏感。我相信，使我们的舌头和意识迷恋这些名称的并非真实的危险感受，而是某种听觉诱惑。尽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仇恨德国人，尽管国家的宣传也始终在强化这一立场，我们通常却不称德国人为“法西斯分子”或“希特勒分子”，而称他们为“德国鬼子”。这或许是因为，我们见到的德国人全都是战俘。 同样，在四十年代末于各地建起的战争博物馆里，我们也看到了大量德军装备。这是我们优选的游览项目，远胜过看马戏或看电影，若有我们退伍的父亲领我们前往（我们中间有些人的父亲还健在），则更是如此。奇怪的是，他们很不情愿领我们去，但他们会非常详尽地回答我们的提问，如各种德国机枪的火力或各种炸弹的类型。他们之所以不太情愿，并非因为他们试图远离战争的恐惧以保持宁静的感受，也不是由于他们试图摆脱对死去友人的回忆，摆脱因为自己活了下来而有的负疚感。不，他们只不过看透了我们愚蠢的好奇心，不想对此加以鼓励。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