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发女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的名字叫红》作者奥尔罕？帕慕克在《红发女人》中讲述一口井、两种传说、四个男人和一位红发女人的故事。
三十年前，我成了挖井学徒，和马哈茂德师傅一起去伊斯坦布尔郊外小镇打井。马哈茂德师傅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他执着于寻找一直没有出现的水源，而我却是为了一位红发女人而留在小镇上。
三十年间，马哈茂德师傅下井之前我见到他的很后一面，仍然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在我心里，他还在继续耐心地挖着，像条决意要打穿一只巨大橙子的果虫。
三十年后，因为红发女人，我再次回到小镇。我在井底见到了我想忘记的一切。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年生，土耳其作家，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当代欧洲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是享誉靠前的土耳其文坛巨擘。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被译成50多种语言出版，在众多国家和地区畅销。文学评论家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事实上，我曾经想当作家。不过，在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之后，我却成为一名地质工程师和承包商。读者们可不要误以为，我既已开口，那必定是早已远去的陈年旧事了。越是回忆，我倒越发深入其中。因而我已经感觉到了，你们也会步我后尘，被拖向那为人父与为人子的隐秘之中。
    1985年，我们住在白西克塔什区后面离厄赫拉姆尔宫不远的一座公寓里。父亲经营着一家名叫“生活”的小药店，每周都会在通宵营业那晚在药店值守。值班的夜晚，都是我为他送饭。当高瘦俊朗的父亲在收银台旁享用晚餐时，我喜欢逗留在药店闻药香。直至三十年后的今天，四十五岁的我仍对那些有着木柜子的老药店的味道情有独钟。
    生活药店的顾客不多。父亲晚上值班时会用当时流行的便携式小电视打发时间。偶尔，我看到父亲和一些登门造访的朋友小声交谈。他的那些左派朋友一看到我便立刻打住话头，转而说些我像父亲一样英俊、招人喜欢之类的话，还会问上几句：上几年级了，喜不喜欢学校，将来想做什么？
    眼见父亲在他的政治同志面前心神不安，逗留片刻之后，我便提着空饭盒，傍着道路两旁昏黄的路灯和法国梧桐走回家。我没对母亲提起在药店看到父亲的左派朋友，否则她又要因此生父亲和他那些朋友的气，担心父亲会遭遇什么不测，或是再次毫无征兆地弃我们而去。
    但我也察觉出父母之间的冷战并不全因政治。有时，他们很久谁也不理谁，几乎不说话。或许，他们不再相爱。直觉告诉我，父亲或许是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很可能别的女人也喜欢他。偶尔，母亲会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我提起有另一个女人的事。父母之间的争吵让我痛苦不堪，我甚至禁止自己去思考或回忆起他们。
    很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我上高一时。一个普通的秋日夜晚，我为父亲送饭，他正在看新闻。父亲吃着放在柜台上的晚饭，我招呼两位顾客――一个买阿司匹林，另一个要维生素C和抗生素。我把钱放进一台老式收银机，它的抽屉开启时会发出悦耳的铃音。临走前，我向父亲投去很后一瞥，他站在门口微笑着向我挥手。
    直到第二天早上父亲也没有回家。午后，我从学校回来，母亲告诉了我这一消息。她的眼袋浮肿，想是哭过。我以为父亲跟从前一样，又被带去了政治局。他们折磨他，鞭打他，给他上电刑。
    七八年前父亲就是这样失踪的，大约两年后才回家。然而这一次，母亲可不认为父亲在被警察严刑审讯。她恨父亲，每每提及总会说：“他很清楚自己都做了什么。”
    军事政变后不久士兵把父亲带走的那个夜晚，母亲却是伤心极了。她说父亲是英雄，我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她甚至和店员马吉德一起替父亲在药店值夜班。有时，我也会穿上马吉德的白围裙。当然，我不会成为一名店员，我要像父亲希望的那样成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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