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涯

青年教师高力伟和妻子林思文先后前往加拿大，希望通过留学，在“人间天堂”落地生根。林思文目标坚定，努力适应北美的社会文化，并理性地想要改造高力伟。而高力伟从降落到多伦多机场开始，便对周遭开始过敏。他剧烈地感受到了身份的焦虑，面对异质文化接近无所适从。高力伟变得靠前敏感且脆弱，对林思文的精明能干也越来越难以接受……留下还是归去，是留学生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他乡明月的诱惑和文化身份的焦虑站在天平的两端，高力伟的困境同属于每一个曾经、正在或将要飘洋过海的人。

阎真，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1976年起在湖南省株洲市拖拉机厂当工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8年又于湖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赴加拿大打工、学习。1992年起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副教授。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白雪红尘》《沧浪之水》，中篇小说《佳佳呀，佳佳》等以及论文多篇。长篇小说《曾在天涯》获湖南师范大学1997年作品特别奖，短篇小说《菊妹子》获湖南省建国30周年青年文学竞赛奖。

《曾在天涯》无目录

     1 那一年的八月八日，我抵达加拿大的那一天，是一个幸运的日子。 在沉沉的睡意中我被广播惊醒，知道飞机马上就要着陆。从座位旁的小圆窗往外看，天色已经大亮，远处的云在朝阳中翻滚着一片柔和的金色，仔细看去却又宁静不动，使人很难想象飞机在那样快地飞行。机翼下的云层呈现着青白色，一团团轻柔如梦向后移去。我看一眼手表，醒悟到今天正是八月八日，想到能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幸运之日来到北美，在迷惑中似乎又得到了一点安慰。马上我在心中又给了自己一个冷面的嘲笑，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今天这是怎么了呢? 那一年我研究生毕业，六月底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答辩的成功使我着实兴奋了好几天。主持答辩是北京来的有名教授，他建议我去他那儿读博士，并主动提出论文的发表由他负责。我的导师也掩饰不住一脸喜气，答辩完出来他在我肩头拍了拍，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传达着一种含蓄的赞许。当然我不会去读什么博士，一个更令人神往的机会，到北美去，在等待着我。妻子林思文去年八月去了加拿大，几个月前她寄来了所有的材料，催促我尽快赶赴加国。她办事的迅速使那些渴望过去探亲而等待已久的人吃了一惊，一个个跑到我这里来询问。探亲的护照在五月里已经办好，一环套一环一切顺利。答辩完成的第二天，我登上北上的列车去了北京。由于去年思文签证时遇到过的波折，我去的时候就做好了折腾几个来回的充分准备。可是在北京只待了两天，还来不及去看看大学同学看看母校，我就拿到了加拿大使馆签发的签证。这种意想不到的顺利简直使人难以接受、难以相信，那种幸福感乱糟糟的，简直来不及仔细梳理仔细体验。无法形容的兴奋以一种巨大的力量逼近，压迫得我透不过气来。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等了好久才进了厕所，总算有了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让我可以再次品味那种令人昏眩的幸福。我闩好了门，从内衣口袋里小心掏出护照翻到贴有签证标记的那一页，那黄色的小方卡给了一个伟大梦想的真正实现以权威的证明。我抚着那光滑的表面在列车隆隆声中哈哈大笑，把护照用嘴轻轻叼了，双手伸过头顶拼命地拍得“叭叭”响。又呆看着拍得通红的双手晃着头微微地笑，嘴唇哆嗦着自言自语地吐出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话来，直到外面的人等得焦躁拼命捶门我才出来。回到座位上不多久，我又一次产生了那种渴望，又一次排队进了厕所，我心痒难熬又抓不着非看看那黄色卡片才能稍稍平静。刚下火车我在广场上遇见了朋友胡大鹏，他妻子两年前去了美国，他正准备去北京办签证。他说：“成了?”我说：“成了!”说着领袖似的一挥手。他说：“真成了?拿到手了?”我说：“骗你呢!”说着一拍胸前的口袋，雄赳赳地把胸一挺。他说：“看看好吗看看好吗?”我把护照翻到那一页递给他，他双手捧着手直抖。我笑起来：“你抖什么手，我自己手也没有抖抖的。”他说：“这就等于多活一百年了。”他见我不明白又说：“这里一百年以后还不见得那么发达，你马上就得到了，这可不是多活一百年么?”我说：“你这个比喻真他妈的太妙了太神了太陶醉人了，一百年呢，你想想真的一百年呢!”他说：“别人搞了几年都搞不通的事你就这样一路通过来，连我都要为那些搞得可怜的人打抱不平了。”我说：“你别嫉妒，过几天就是你了。”他说：“但愿吧。你我都是靠女人出国，男子汉想起来也有点丧气。没有林思文，凭你，你想到北美去?”我说：“那是那是，前几天我把思文寄来的一千美元到黑市上兑掉，你猜那个人说什么来着?嘿，看不出你倒是谈了一个好对象啊!我就点着自己的鼻子问他，嘿，这样子还看不出么?够了!”说着两个都笑起来。 这些才多久的事呢，梦一样的现在就身在北美了。 在这个盛夏的晴朗早晨，加拿大东部边城圣约翰斯凉爽宜人。圣约翰斯，这个坐落在纽芬兰岛最东端的海滨城市，我早就在心中把它生动地想象过无数次了，它和大西洋一起，一年多来是我心中现代人间的童话世界。我家中地图上的那一块由于无数次的指指点点已经变得油黑。今天真的我就来到了这里。尽管思文在信中告诉了我，这里并不繁华，工作也不好找，但在我的想象中它仍是天堂般的美妙。我知道自己是疯了，却还是克制不住地那样去想，这种想象之固执已经不可能被别人告知的事实扭转。我怎么走下飞机来到了候机室我不知道，那种怦然心跳昏眩迷醉的感觉覆盖了一切。候机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行李传送带空寂地转动，有人走过来提醒我拿下自己的行李，我茫然地对他嘿嘿一笑，他莫名其妙怔了一下，这提醒我回到现实中来，开始理解身外的事情。我想给思文打个电话，却没有一枚一夸特的硬币(夸特：加币单位，为二十五加分)。小商店要到七点钟才开始营业，要换零钱还得等一个多小时。我守着行李不敢走远，就那么呆站着有十几分钟。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屁股后面吊着一尺多长的电棒。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朝我一笑说了声：“Good morning．(早上好。)”他这一笑给了我一点勇气，我马上回了一声，把那张十加元的钞票摊在手中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