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公路徒步的意义
这个42升的登山包比我想的要小，塞进一件冲锋衣，一条速干裤，两套贴身换洗衣物，一件防晒衬衫和一双拖鞋，就只剩下一小半空间。拖鞋不是非带不可，但不知为什么，当我想象接下来的公路徒步旅行时，眼前总会出现暴雨倾盆、溪河涨水，我卷起裤管、换上拖鞋、小心翼翼穿越被淹道路的画面。
我计划从长沙一路向西，以徒步为主的方式横穿湘西、贵州，然后到达云南昆明。这是八十年前一支特殊行军团的路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下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再迁云南，其中，由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五位教授包括清华的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有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如今西南联大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人们熟知那些灿若星河的大师，熟知他们抱着讲义跑警报的轶事，甚至熟知他们的各种怪癖；同时人们也怀念着联大师生对学术自由的捍卫，怀念他们对知识和教养的尊重，怀念他们的理想主义——2018年1月上映的电影《无问西东》提醒着我们，八十年过去了，人们对传奇的热情并未消退，仍在借它找寻慰藉，或者浇胸中块垒。关于联大在昆明的八年（1938年4月一1946年7月），不论大众叙事，还是学术研究，都已汗牛充栋，这很好理解，因为这八年太重要了，也太长了，长到足够一所大学变成一座“民主堡垒”。比较起来，为什么要关心八十年前一次仅仅持续了两个月余的行军？
很简单，因为那是传奇的起点。旅行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曾经抱怨，为什么那么多书，从一开头就把读者放到异国他乡，却不负责带领他前往？How did you get there？没错，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当我面对“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时，问自己的正是这个问题：How did they get there？这所学校是如何在战乱中点滴成形的？迢迢长路，他们又是如何抵达昆明的？
每个人都对“路”有自己的记忆和情感，而抗战第一年正是中国人的“寻路之年”。平津沦陷后，大批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南下，以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为例，他们从北平出发，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从天津起，一家老小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等到战火在长三角延烧，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汉口、长沙又成了“后方的前方”，大批人口要向真正的大后方——西南的川滇黔三省撤退了。
西进从来不是坦途。长江水道有三峡天险，陆路方面，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路险难行，元初修筑的由湖广通达云南的“普安道”在很长时间内是沟通西南与中原最重要（有时是专享畅通的）的驿路，当年朱元璋30万大军西征云南、徐霞客从贵阳西行游历（比湘黔滇旅行团的徒步恰好早了整整三百年）、林则徐两次人滇就职，走的都是这条路，更不必提往来的马帮、赴京赶考的学子和被贬谪边地的官员。甚至到了1938年，有时候为了抄近道，湘黔滇旅行团也要踩着坑坑洼洼的石头，走上一段驿路。不过在1938年，不论是林徽因梁思成，还是湘黔滇旅行团，和徐霞客们相比至少有一个优势：1937年3月，从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已经全线打通。
京滇公路全线打通意味着国民政府“统一化”政策往前迈进一大步。中国大陆过往研究，多将“统一化”斥为蒋介石与半独立的西南军阀争夺权势，借追击红军之机修筑公路，将势力伸向西南腹地，但论者往往忽视了“统一化”对于国家认同及抗战所发挥的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时，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国民政府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长江下游诸省，在“统一化”政策的推动下，西南地方军阀势力逐渐削弱，或与中央政府加强合作，1936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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