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

美国有名文艺批评家、人文思想批评家乔治·斯坦纳代表作，反思了人文主义批评精神的流变

序言
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
逃离言词
沉默与诗人
教化我们的绅士
夜语――高雅文学与人的隐私
毕达哥拉斯文体――一份猜测，为纪念恩斯特？布洛赫而作
走出黑暗的语言
空洞的奇迹
君特？格拉斯札记一则
K
勋伯格的《摩西与亚伦》
一种幸存者――献给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
后记
经典
荷马与学者们
《圣经》
莎士比亚400年
两种翻译
大师
利维斯（F. R. LEAVIS）
俄尔甫斯及其神话：列维―斯特劳斯
马歇尔？麦克卢汉
小说与今日
梅里美
托马斯？曼的《菲利克斯？克鲁尔》
劳伦斯？达雷尔与巴洛克小说
建构一座丰碑
“死亡是一门艺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家
乔治？卢卡奇与他的魔鬼契约
美学宣言
走出中欧
作家与共产主义
托洛茨基与悲剧想像力
文学与以后的历史――纪念乔治？卢卡奇
译后记

    人文素养（1963）
     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玛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如果能塑造《虹》（Rainbow）中进发的自由生命，谁会跑去议论劳伦斯的心智平衡？所有的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光明从天降”：这句五言诗不过是故作深沉的把戏，却流传了三个世纪。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大多数人不过是灰头土脸地活在旧电话号码簿中（谢天谢地，这类电话簿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从生存的实况而言，他们比福斯塔夫（Falstaff）或盖尔芒特妇人（MadamedeGuermantes）更缺少生命的真实和丰收。
     想想这一切吧。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尽管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但往往情况不多，除非是作家为自己的作品作评论或为自己的诗学辩护，就像柯勒律治的批评是正在孕育的佳构，艾略特的批评是用于宣传的作品。除了圣伯夫之外，谁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家？使语言保持生命力的，不是批评。
     这些都是简单的道理（在破晓时分，诚实的批评家会如此对自己说）。但是，我们有忘记这些道理之虞，因为当下尤其强调批评的力量和自立的威望。批评刊物上充斥着评论与诠释文章。美国甚至出现了众多的批评流派。批评家凭能力成为了人物，他的劝导和争议发挥了公共作用。批评家相互吹捧。聪明的年轻人不再视批评为挫败，不再视批评为与自己有限才华的灰沙逐渐忧郁地妥协；他们认为批评是声名显赫的志业。这不仅好笑，结果也有害。靠前的是，无论学生，还是对文学潮流感兴趣的其他人，都在读书评，而不是阅读书籍本身；或者说，在努力作出个人判断之前，他们在阅读他人的评论。利维斯博士说乔治？爱略特（GeorgeEliot）女士的成熟智慧是现在情感通货的一部分。同意这说法的人中究竟有多少真正读过《菲尼克斯？霍尔特》（FelixHolt）或（（丹尼尔？德龙达》（DanielDeronda）？艾略特论但丁的文章是文学教育中的老生常谈；如果有谁知道《神曲》，那也只是在几个简短片段之中（《炼狱》第二十六章或最后死于饥饿的乌格尼诺那一部分）。真正的批评家是诗人的仆人。现在他却当起了主人，或者说被当成了主人。他忽视了扎拉图斯特拉最后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箴言：“现在，离开我吧。”
     百年前，阿诺德（MatthewArnold）看见了类似普遍而明显的批评冲动。他认识到，批评的冲动比起创作的冲动次要，创作的快乐和重要性绝对更高级。但他认为，批评的喧嚣阶段是诗学新时代来临的必要序曲。我们是后来者，这是我们的痛处。在我们到来之前，时代的政治暴行已经将人文价值和希望靠前地毁灭。
     任何对文学及其社会地位的思考，都得从这毁灭出发。根本上说，文学持续关注的是人的形象，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的方式与动机。无论作为批评家还是只作为理性的人，我们行动的时候都无法再假装，就好像我们对人类可能性的看法没有深刻变化，就好像在1914年到1945年间大约七千万男人、女人、儿童在欧洲和俄罗斯因饥馑和暴力而灭绝之后，我们意识的质地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不能假装贝尔森集中营与负责任的虚构生活没有关联。在不久之前，人施于人的暴行已经影响到作家的主要材料（人类行为的极限与潜能），并用新的黑暗挤压着大脑。
     而且，一种人文素养的基本观念随之受到质疑。这种登峰造极的政治暴行从欧洲的内核中生长出来。两百年前，伏尔泰宣布过政治暴行已经终结；两百年后，蹂躏再次变成政治行为中的准则。文学与文化价值的流布不仅难以钳制极权主义；相反，有许多有名例子表明，人文学问和艺术的重镇实际上欢迎并助长了这种新的恐惧。在基督教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文化和古典理性主义的地盘上，暴行肆虐。我们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有些受过教育，阅读过并将继续阅读莎士比亚或歌德。
     这与文学研究和教学显然有着令人吃惊的关联。我们不得不追问，人们想到和谈起的很优秀知识，是否真如阿诺德断言，丰富并提升了人类的精神资源。我们不得不思考，利维斯博士所称为的“人文主义核心”是否教育了人类行为，或者，在文学研究中培养出的道德智慧思路和在社会政治选择中所要求的思路之间，是否有巨大的鸿沟和对立。后一种可能性尤其令人不安。有证据表明，一种对于文字生活的训练有素而坚持不懈的献身以及一种能够深切批判地认同于虚构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减了直观性以及实际环境的坚利锋芒。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在此，近代再次提供了残酷的证据。那些为《少年维特之烦恼》或肖邦而掉泪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正行走在不折不扣的地狱。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