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汗青堂丛书020

自“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出版了大量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等角度切入剖析恐怖主义的根源的著作，安东尼？帕戈登著的《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精）》综合了所有这些视角，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切都要从2500年前西方与东方的现实与思想分野开始梳理。本书以其令人惊叹的时间跨度、细腻的历史与思想分析，以及切中时弊的现实关怀，于2008年荣获美国近东政策研究所图书奖。
全书从波斯大王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讲起，揭开了一场至今也未曾停息的冲突的序幕。先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是罗马人，试图将欧洲与亚洲并入一种单一的文明。随着西方皈依基督教、东方部分地区接受了伊斯兰教，两种宗教之间爆发了充满仇恨的战争，每一方都宣称对世界拥有统治权。到了17世纪，基督教教会衰落后，双方的斗争从宗教转向了哲学：秉持西方的科学理性的人与那些寻求神的最终教导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8、19世纪，几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逐步瓦解，西方也逐步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结果促成了将伊斯兰生活与西方现代生活的尝试，这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改革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引发了冲突，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人类历史上，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历次战争不仅是历时久、代价高的战争，它们过去曾经，而且将来也会继续塑造着现代世界。

安东尼？帕戈登，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政治学和历史学杰出教授。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和欧洲大学学院任教。1997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莱克研究中心历史学教授。他出版多部关于欧洲民族及其海外帝国的历史著作，定期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出版物供稿。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永恒的敌意
第二章 亚历山大的影响
第三章 公民的世界
第四章 得胜的教会
第五章 伊斯兰教到来
第六章 战争之境
第七章 世界当下的恐怖
第八章 科学的跃升
第九章 启蒙时代的东方学
第十章 西方的穆罕默德
第十一章 帝国东进
第十二章 结语：面向未来
注释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即位伊始，薛西斯似乎并不想继续执行大流士的希腊政策，他更想平定埃及的叛乱，埃及人反对他们的阿契美尼德统治者的叛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公元前485年，薛西斯派一支军队前往埃及平定了叛乱，埃及人――用希罗多德的话来说――“陷入比之前统治的任何时候都更为糟糕的奴役状态”。此时，薛西斯的表兄弟野心勃勃的马铎尼斯说服他将注意力转向欧洲。“雅典人曾经给我们带来巨大伤害。”马铎尼斯提醒薛西斯。“消灭他们，”他继续说道，“您的大名将会被全世界传颂。”除此之外，他狡猾地补充道，欧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各式各样的园林树木。其他土地上出产的东西都能在那里找到。简而言之，除了波斯国王，没有人配得上拥有它”。这接近翻转了人们对欧洲和亚洲的传统认识。
     在征召所需的大军投入另一场欧洲远征之前，薛西斯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宣称，纵观本国历史，波斯人“从未止步不前”，而他也不希望“逊于先王”。现在，他找到了一个大大扩张自己的帝国的方法，他可以吞并一个与自身领土面积和富裕程度相当的国家（实际上更为辽阔、更加富有），这样“既能得到满足，又可以报一箭之仇”。“我将在达达尼尔海峡上架起一座桥，”他说道，“让我的军队经由欧洲进入希腊，以惩罚曾经对我的父亲和我们犯下暴行的雅典人。”他继续说道，我们应该“让波斯的边界与神之空域相接，这样凡是阳光普照之地，皆是我们的领土。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将踏平整个欧洲，把它合并成一国”。
     薛西斯将会完成神话中伊娥、欧罗巴和海伦没有走完的旅程。在波斯的统治下，可以一直追溯到时间起点的敌意将会被治愈。整个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薛西斯所知的世界将会被统一。而且如他所构想的那样，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将自然而然地臣服于这位万王之王。一个世纪以后，希腊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将会集结起一支大军，其规模甚至超过薛西斯的军队，他将会沿着与薛西斯相反的方向，自西而东行进，希望能够实现接近一样的目标。
     随后，马铎尼斯起身说出了自己对希腊人的看法。他说，希腊人过于好斗，随时随地都可能临时起意挑起一场争端，没有任何理性和判断力。他们虽然操着同一种语言，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遇到纠纷时，永远也想不到比互相争斗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说，谈判或彼此交换意见”。这样的民族永远不可能抵挡得住权威集于一身的波斯君主的力量。波斯人又一次表现得非常容易轻信，他们似乎很单纯地认为，陷入内斗的民族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可能团结起来。不过希罗多德和他的读者们都知道，希腊人正是因为可以自由地争论、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才能够成为优秀的战士。克利斯提尼解放了他们，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们享有的自由使他们强大起来，并且证明（如果需要证据的话）： 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多么高贵的一件事，并不单单是在某一个方面如此，在所有方面都是这样。受僭主压迫的雅典人，在战争中并没有取得比他们的邻人更大的成功；然而一旦摆脱了束缚，他们就成了世界上很优秀的战士。
     奴隶总是“逃避自己在战场上的责任”，因为他们只是在违背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情况下为他人而战。与此相反，自由人即使是在为他们的城市而战时，实际上仍然只是在为他们自己而战。自由在西方之所以不断成长，是因为它服务于权力的利益。
     而马铎尼斯和薛西斯将自己的命运接近押在了军队的数量和波斯统治的专制属性之上。“我的主人啊，”他问道，“当您以亚洲的百万人和整支波斯舰队为后盾兴兵征讨时，谁敢抗拒不降?”薛西斯受人尊敬的叔叔阿塔巴鲁斯反对正在策划中的入侵，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举行双方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辩论，那就不可能选出更好的方案”，这听起来太像希腊人的看法。他提醒薛西斯，雅典人毕竟曾经在马拉松战役中克服万难消灭了波斯军队。听到这些，薛西斯勃然大怒：“你是我父亲的兄弟，这是我不因为你的那些蠢话而处罚你的专享理由。”阿塔巴鲁斯被命令和妇人们一起留在波斯。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再一次被欧塔涅斯眼中君主制的优选弱点所压制：君主不能听取其他人的声音，除非他们说的是他想听的。
     P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