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的谋略

博弈论研究人们互动交往时的决策方式，是当今社会科学中很受欢迎的分析方法之一。而早在大约200年前，简·奥斯丁就在她的六部小说中，探究了博弈论的基本思想。你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简·奥斯丁如何对人的选择和偏好展开讨论，又如何强调策略思维？两个人结成策略伙伴，为什么是亲密关系最可靠的基础？地位较高者在同较低者打交道时，为什么往往会显得策略无知？书中列举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和现实案例，展现了博弈论的多方面应用，以及策略思维在社会交往中的根本重要性。
将文学与社会科学融为一炉，这本书揭示了简·奥斯丁策略家的一面，也会给你阅读文学作品的新视角。

崔硕庸（Cbwe，Suk—Young），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和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曾任《美国政治学评论》联合主编，《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美国社会学期刊》编委。研究兴趣主要是博弈论，及其在社会运动、选举与信息汇总、社交网络、金融政策、暴力、文学等领域的应用。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出生和长大，现和家人生活在洛杉矶圣莫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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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缩写说明
1.导论
2.具体情境中的博弈论
3.民间故事和民权运动
4.弗洛茜和狐狸
5.简·奥斯丁的六部小说
6.奥斯丁的谋略框架
7.奥斯丁的人类行为模型
8.奥斯丁对策略思维的辨伪
9.奥斯丁对博弈论的创新
10.奥斯丁对策略思维者的提醒
11.奥斯丁的意图
12.奥斯丁眼里的“无知”
13.真实世界里的“无知”
14.结束语
后记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再也没有比人类对同类更感到好奇的生物了。一直以来，社会学都在不断地运用更加理论化和专业化的方式去解释：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博弈论是过去50年间，尤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广为接受和最为流行的人类行为动机理论。然而我认为，简·奥斯丁早在约200年前，就已经通过她的六部小说，系统探讨了博弈论的核心思想。 奥斯丁对博弈论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独立见解，还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具体研究。她首先从选择（个体行为源于自我选择）与偏好（自我选择源自个体偏好）两个基本概念入手。奥斯丁用“洞察”（penetration）一词指代策略思维，也就是博弈论的核心概念：一个人通过考虑他人的反应来选择是否采取某个行为。她在系统性地分析大量的实例后，认为选择和偏好之间存在一定的必然联系。随后，奥斯丁又对策略思维与影响人类行为的其他动机，譬如情绪、习惯、规则、社会因素及意识形态等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此外，奥斯丁还仔细区分了策略思维与另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如利己主义与经济至上，也探讨了策略思维的缺点。通过以上研究，奥斯丁最终探索了博弈论的新应用，她的结论之一是：策略伙伴关系是亲密关系最可靠的基础。 奥斯丁的系列讨论具有相当的广度和前瞻性，我认为她也态度明确地表示了应从理论层面而非实用角度来探讨策略思维。她是一名策略思维的理论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imaginist）。奥斯丁笔下的小说并不只是简单地为博弈论提供“案例分析”，它们还是作者的一项志向远大的理论研究计划，具有无法被现代社会科学所取代的见解。 就其志趣而言，奥斯丁独树一帜，但并非个例。比如，非裔美国人的民间故事推崇的是对他人的巧妙操控，我认为这些民间故事的策略思想也被美国民权运动所借鉴。早在博弈论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之前，“民间博弈论”就已被熟练应用到各类情境之中，正如在医学出现之前人们早就靠着民间的方法行医治病。《弗洛茜和狐狸》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如何通过示弱来躲避攻击，与现代社会学中的威慑理论相比，故事的成熟度和复杂性毫不逊色。所以，我们应该去研究民间博弈论中所蕴含的智慧，就像现代医学也需要吸收传统疗法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斯丁的学说、非裔美国人口口相传的那些民间故事，以及世界上的许多民间博弈论传统，都应被视为博弈论真正的前身。 表面看来，通过数学建模的博弈论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奥斯丁的英文小说似乎并无多大联系：奥斯丁的小说是挑剔的、敏感的；而由冷战时期军事工业智库脱胎而来的博弈论却通常被看作是技术的、抽象的。尽管它们有不同的研究方式，但两者都是基于研究策略思维来指导个体行为，殊途同归，也就形成了类似的概念。策略思维兼具很高的技术性和生活实用性。比如，“由于担心你会把所有饼干都吃完，我就把饼干都藏起来了”，就是在实际生活中随手可得的一个策略实例。从策略思维发展出来的博弈论也许并不是研究人类行为的惟一理论或者最切题的理论，但它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独立发展起来，也就具备了普适性和通用性。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奥斯丁在博弈论目前的地位？必须看到，在过去50年中，社会学的研究趋势越来越明显地偏向应用数学，这种趋势很大程度上源自博弈论与其前身——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作为近代社会学领域最为广泛研究的议题之一，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具有广大的社会参与度与足够的学术影响力。举例来说，有些人甚至声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由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理性假设造成的（Stiglitz，2010；MacKenzie，2006）。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