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建笔记 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

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说，我们需要给乡村建设一部史记。本书就是给当代乡村建设者写的新史记。温铁军认为，今天我们需要“跳出乡建看乡建”，以整体性视野重思内在于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乡村建设，同时用另外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重新书写民间那些有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的历史，用人们自觉地、自我地回归自然、回归社会的方式及其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的延续，让大家来参与讨论，至少是使被忽略的那些没有进入正史的社会改良活动能够呈现出来。

当返乡已成为知识分子春节期间书写或臆想的题材时，当农村已被网络新世代用“风口”和“互联网+”包装起来后，当北上广已被都市白领们纠结于逃离还是回归的选择时……有这样一群青年人，从十二年前，就开始选择回到乡土，扎根农村，服务农村，坚持至今，甚至将此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在这不算太短的十二年中，又是怎样的情怀激荡，让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在资本与发展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回到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之中。本书选择了2005-2015十年间，在温铁军领导下，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人才计划”学员从事乡村建设的故事，回顾个人在时代背景下、在乡土社会中，青年人的成长经历，并在与土地、与乡村、与农民的互动中，反思个人成长与农村发展、甚至社会变迁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先后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商务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国家粮食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先后承担多个国家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多个国家、省部级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

前言
“一懂两爱”与去精英化的教育创新
乡村建设是人的建设
——从自身经历来看人才培养
理想寓于行动中
——实践式教育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
种子的信仰
第一部分 守望
引言 两个历程的相互嵌入
1.1 一场悄悄的新时代乡村“乌托邦”实验
1.2 一位大学生的十年“下乡记”
1.3 问道乡间
1.4 乡村衰败下的合作社
1.5 从农中追求自主生活方式
1.6 “大时代”和“小时代”的缩影
1.7 潮流下的返乡青年模式
1.8 一个案例：一位农村媳妇的蜕变
1.9 一个从“支农”到“滋农”的成长历程
第二部分 求索
引言 从全球和历史角度看乡建
2.1 我与乡建：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
2.2 试解生态农业的商业之困
2.3 一个合作社公益信托范本的打造
2.4 一位草根农民工的呐喊
2.5 我的另类生活体验
——忆我的21—28岁
2.6 另类视角：一位退休人员的乡建探索
2.7 淌过的时光，留住的理想
第三部分 返乡
引言 返乡有种
3.1 隆化新乡村建设成功十年
3.2 少年白飞返乡记
3.3 彝族姑娘康丽的四次创业记
3.4 扎根家乡的大学生村干部
3.5 试着回到家乡
3.6 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第四部分 扎根
引言 “理想乡”蒲韩乡村建设纪实
4.1 向蒲韩“宝库”求索
4.2 在蒲韩打造理想的儿童学堂
4.3 扎根蒲韩：干十年看成效
4.4 一位大男孩的“生态养猪”
4.5 “农二代”：从城市回归乡村的艰难心路
4.6 平凡大学生的下乡救赎
第五部分家人
引言 新的幸福，新的生活
5.1 柿子树下的浪漫，一生一世的情缘
——第一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幸福故事
5.2 喜事来啦
——第二届乡建志愿者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幸福故事
附录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介
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简介
梁中心人才计划及青年人陪伴工作大事记
致谢
后记

    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得到直接通知参加了由总书记召开的“三农”问题座谈会，会上我向总书记当面汇报“三农”问题，希望中央把“农业”政策导向改为“三农”政策导向。当时在参加那场中央“三农”工作座谈会的人中，我算是最人微言轻的，也是说话最直白、最没有任何顾忌的。当我把农村形势之所以很严峻，“三农”问题之所以越来越恶化，是涉及方针路线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盘托出时，中央领导表态是非常积极的，当时总书记说，我会负责任地把你反映的问题提交到政治局讨论。后来，中央全面接受了我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向强调的“三农问题”的概念，这是“三农问题”作为国家战略“重中之重”的背景。 此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一直是按照西方的农业政策思想去强调“农业”问题的。因此，我们强调“三农”问题，和有关部门强调“农业”问题，显然是不同的方向，或者说是不同的方针。我们对90年代农业政策的批评，主要是“眼中有数，心中无人”。新世纪初，有关部门即使很被动地接受“三农”问题这个说法，但还是坚持把农业排在第一位，农民排在最后。 从道理上，第一位的应该是农民，中国长期以来能够真正体现社会进步的，主要在农民组织化发展上。因为农民是中国的原住民，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和自然生态结合得非常紧密，农民的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多样性的原则。因此，强调农民在“三农”中是第一位，不仅是因为要“心中有人”，要“以人为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发扬靠农民传承的这种农业文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和过去只讲农业生产、孤立地讲农业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位才是农村，其实我们是讲农村的可持续，反对那种“消灭农村”的极端化主张。如果没有农村作为载体，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无论是农业经济、农业生产，还是农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恐怕客观上都不能存在。 所以农民、农村、农业这三者本来是一体的，我们应该知道三点支撑是最稳定的，只有强调“三位一体”的“三农”可持续，才有农业的可持续。 从2001年开始，中央接受了“三农”问题，并且在2005年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共十六大以后的重要国家战略提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我们抓住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就开始恢复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的乡村建设运动，或者说乡村复兴运动。 最早强调乡村的是“村落主义”，它是1894年甲午国耻之后张謇下乡搞南通试验区的时候提出的，而“乡村建设”的概念，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延安的革命者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分别独立提出的。这个概念广泛的国际传播交流中被翻译成Rural Reconstruction，意思就是乡村或农村“重建”。后来国民党退出大陆到了台湾，在台湾用的是“农村复兴”这个概念，并且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个官方机构。 我们在2001年重启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考虑过不叫“乡村重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这些老的概念，应该叫作“乡村文明的复兴”，但是为了维持百年的传承，我们想还是延续着叫“乡村建设”吧。为了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有所区别，又叫作“新乡村建设”。 当代的大学生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之所以兴起于2001年，正是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接受了“三农问题”这个概念，这虽然一时间反响很大，但各地和各部门仍跟不上。由于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重视，我们借此发动年轻人到农村去和农民直接结合，来了解“三农”、服务“三农”，这就变成了一个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可的趋势。如果只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发出批判，得到少数有一定觉悟的青年人响应，那是少数人做的，显然是个小众的事情；一旦和21世纪之初，全国认同“三农”问题这个新形势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有持续性的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