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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插图本)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插图本)

  • 字数: 299000
  • 装帧: 平装
  •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作者: (美)本杰明·I·史华慈
  • 出版日期: 2006-01-01
  • 商品条码: 9787300069784
  • 版次: 1
  • 开本: 16开
  • 页数: 372
  • 出版年份: 2006
定价:¥68 销售价:登录后查看价格  ¥{{selectedSku?.sale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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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
内容简介
本书独辟蹊径,从相关的学术框架和内部的政治关系方面考察了一个特定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重要人物的历史。作者以一个西方人独特的思维视角,引用了大量的史实以及各个方面的相关资料,洞悉与把握中国共产主义发展的规律与脉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本书是国外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共产主义发展的一部优秀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
在五四运动时期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的列宁主义学说,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个重要因素最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所处的形势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历史性拯救的力量。列宁主义的党的组织理论和实践是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坚实核心。
目录
中文版代序: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英文第三版序
导言
第一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第三章国共合作的序幕
第四章国共合作
第五章主要趋向的评价
第六章新的路红
第七章瞿秋白的领导
第八章路线上的新转变
第九章李立三的领导
第十章长沙与“李立三路线”
第十一章王明的领导
第十二章毛泽东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
第十三章毛泽东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
附录一德性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
附录二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摘要
     第一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鉴于1919年之后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俄国革命前的几年里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很少引起关注。之所以惊奇是因为一小部分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受到了各种来自西方学说的影响,并且这些在西方似乎是不同时期的理论,在中国呈现为同一时代理论的各种变异形态。 《新青年》在1915年之后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绝对喉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其中的评论,我们会发现对亚当·斯密、尼采、米勒、托尔斯泰、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罗素、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以及许多代表人物的讨论。然而,我们找不到对马克思的讨论。这个忽略不能解释为纯粹的无知,也不能解释为害怕任何的“激进主义”。因为在总体上摆脱中国传统和过去的过程中,这部分知识分子就倾向于接受西方所给予的最“时兴”的和最极端的解决问题方式。 对于这个忽略的解释,我认为。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专心于自身的处境——中国的处境——前列宁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是最不相关的。因为在列宁主义的主张出现之前,由于歪曲的解释和明显的忽略,所有人似乎都清楚马克思预期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在它的最高度发达时期,“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部门。因此,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将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工业化的西方,在马克思有关世界“落后地区”的分散的论述中没有提及这些地区在即将发生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起主要作用,在原始积累时期这些地区是商业资本残酷剥削的场所;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我们猜想,资本主义不久将把这些地区纳人“文明”的轨道,并且以它自身的形象重新塑造他们。 然而,这个重要剧情是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而不是在落后地区上演的。总之,这就是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观点。列宁在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俄国现实过程中采取的创新和变通,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在当时没有提及组织完善的由职业革命者领导的人数少的无产阶级能够在“落后地区”掀起世界革命,没有提及“落后国家”在世界革命中的战略作用或托洛茨基设想的“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完成前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可能性。简言之。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处境直接相关的启示。 追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我想不出比密切注意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那几年里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历程更好的方法了。他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建立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起人,而且也是完全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中仅有的几个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他们与他们北京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很难按照西方的学生与教授的关系去理解,它实质上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圣人一弟子关系。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于当时局势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感受。 《新青年》评论的创办者陈独秀在1919年之前致力于一种建立在“民主与科学”两大基石之上的相当和谐的哲学。从否定方面讲,这个哲学完全摒弃所有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的、道教的和儒教的。佛教和道教以其彻底地反世俗的倾向使中国几个世纪失去活力,儒教则将个人窒息在家庭和社会责任的网络的关系中。最终的结果是,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处于被动、停滞和无力的境地。应对这个挑战的方法只能从西方本身去寻找。如何解释西方突然进发的活力,它的精神和物质动力是什么?西方有而东方没有的究竟是什么?按陈独秀的看法,答案非常清楚——民主与科学。这里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叛逆者,作为一个执著的“现代主义者”,陈独秀并不倾向于从18世纪前的任何事物中探索西方的奥秘。在这点上他准确地反映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 那么陈独秀的民主的观念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概念。由于除去了传统加于个人的桎梏,给予了个人追求进步的利己主义的自由,并且以法律保障这个自由,民主解放了个人的活力。陈独秀充分意识到现代西方的许多成就存在于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领域,并且他相信除去了儒教的桎梏,解放了个人的活力,就能够在中国产生相似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所信奉的那种个人主义不是浪漫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而是受经济驱动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受社会驱动的个人主义,因为按照陈独秀的看法,个人的解放将使中国社会得到新生,人们不能不相信个人必须维护社会秩序才能够证明自身合理性的古老的儒家情感依然无声无息地潜藏在这一切的背后。 陈独秀关于科学的作用的观念使人们首先想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观念。像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陈独秀视科学为武器,为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当然,他意识到了科学在征服自然中的动力作用,但是他特别感觉到科学是反“迷信”的武器。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陈独秀的解释导致了他将科学等同于某种形式极其原始的自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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