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插图本)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插图本）》是其成名代表作，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分析思路和论证风格。
作者以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力，试图全方位地恢复被扭曲的马克思著作中所谓“乌托邦主义”的深刻内涵。他认为，如果失去了以追求未知世界为特征的“乌托邦主义”，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人类减低或放弃自身的创造能力；之所以说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由于他充分保持了“乌托邦主义”的冲动，同时又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民众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其著作还有《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序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第二章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城乡关系
第三章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民粹主义观点
第四章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目标与苦行价值观
第五章巴黎公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的反映
第六章对毛泽东的崇拜
第七章毛泽东主义未来观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
第八章乌托邦的形式化：毛泽东主义时代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注释
参考文献（一）
参考文献（二）
索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一、历史与乌托邦 刘易斯·芒福德有一次曾经指出， “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芒福德还指出，托马斯·莫尔在他著名的著作中把这个词引入了现代政治论述，并指出其两种截然不同的希腊语来源：eutopia玩的意思是“福地乐土”，而outopia的意思是“乌有之乡”，从而意识到这个词的两种含义。 “乌托邦”的词意含糊——既表示努力追求“福地乐土”的崇高，又表示寻找“乌有之乡”的徒劳——反映了乌托邦思维方式固有的含混性以及它同历史的含糊不清的关系。因为乌托邦是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产物，道德要求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最微妙而不确定的关系。乌托邦是人类所希望的完美的前景，而历史则是人们正在创造的不完美的前景，它们两者并不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不一致的意识才赋予乌托邦思想以道德感伤的意义及其历史的含糊性。在道德上，乌托邦或许是“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却可能是“乌有之乡”。 然而乌托邦一词的模糊含义恰恰是它的优点，而不是它的缺点。正因为乌托邦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它的确是某种在历史上未必会有而且也许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才赋予乌托邦思想以理智的和历史的持续活力。乌托邦幻想的历史意义和效用一直为人们所注意。乌托邦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概念与现实的世界发生抵触，就产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现实存在与理想”之间的紧张感，同时也对未来产生一种希望感，从而为人类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变世界的活动创造了基本前提。 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也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同时摒弃历史和乌托邦，历史发展的进程就绝不可能完全按照乌托邦的模式来塑造。假如乌托邦业已实现，那么它也就失去其历史意义了。因为历史是一种不完美的状态，包含着过程和变化；而乌托邦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应当是静止的、不动的、无生命和枯燥的状态。如果乌托邦已然实现，就将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在启蒙运动导入了把历史看作进步这种观念以前，乌托邦和历史的这种含糊不清的关系是不成其为问题的，或者至少还没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乌托邦思想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截至18世纪末叶，西方世俗的乌托邦思想的悠久传统，既不含有历史的期望，也不要求政治上的积极行动。正像朱迪思·希克拉曾指出的那样：从柏拉图到托马斯·莫尔先生及其效法者，乌托邦都是一个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的范型；它是一种现实道德判断的准则，而不是一种对未来的规定。各种古典的乌托邦反映了它们的创造者所处的历史条件，而且至少是常常隐含地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弊病给予彻底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当然是“历史的”东西。卡尔·考茨基把托马斯·莫尔看成是“空想社会主义之父”也许是错误的。但是他把莫尔《乌托邦》一书中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详细图景解释为16世纪英国的“针锋相对之物”则大概是正确的。然而，如果莫尔把乌托邦这个孤岛想象成一种完美的社会秩序，那么他对这个理想的实现就不那么乐观了。莫尔忧郁地说，乌托邦社会是“我所憧憬的，但并不期待它随后就能实现”。他并没有号召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去按照他煞费苦心设计出的理想社会改造英国。 既缺乏历史乐观主义又缺乏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这也是中国传统中的乌托邦倾向的特点——至少在帝国主义侵入和中国接纳现代西方观念和意识形态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崩溃以前是如此。著名的儒家“大同” (大和谐的王国)概念就属于一种理想化的不可复返的古代的朦胧境界。它被认为是不可复返的这一事实才使“大同”成为这样一个观念，它增强了而不是损害了儒家顺应往昔世界的愿望。两千多年来，儒学中并非正统的“公羊”思想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处于休眠状态，直到19世纪末才按照近代西方关于进步的观念和学说被重新解释为乌托邦式的思想。另外，世俗的道家乌托邦f这有别于流俗的道教，道教有时变成与农民起义相联系的救世思想1，如庄子的“至德境界”，绝未摆脱道家主张的使社会政治活动减少至最低限度的训诫，也未摆脱道家对历史的谴责，即认为历史是对自然状态的疏远化，也是对人类自然状态的疏远化。 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世俗乌托邦思想在中国有可能出现以前，在西方就已呼之欲出了。但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这三大冲击把乌托邦和历史进步观念联系起来，世俗乌托邦思想才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乌托邦和历史进步观念这二者的结合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达。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