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听风吟

村上春树，日本作家。生于1949年。29岁开始写作，处女作《且听风吟》获日本群像新人奖。1987年出版的《挪威的森林》，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2009年出版的《1Q84》被誉为“新千年日本文学的里程碑”，获每日出版文化奖、新风奖，在日本“平成时代影响力书目榜Top30”中名列首位。写作之余，热衷翻译英语文学、跑步、爵士乐等。

《且听风吟》无目录

     1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这是大学时代偶然结识的一位作家对我说的话，但我对其含义的真正理解则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倒是至少能给我以某种安慰——的确，所谓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每当我提笔写东西的时候，还是经常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因为我所能够写的范围实在过于狭小，譬如，我或许可以就大象本身写一点什么，但对象的驯化却不知从何写起。 八年时间里，我总是怀有这样一种焦虑和苦闷——八年，八年之久。 当然，只要我始终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学态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么痛苦。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二十岁刚过，我就一直尽可能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各种各样的人赶来向我倾诉，然后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再也不曾返回。这种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缄口不语，绝对不语。如此迎来了我“二十年代”的最后一年。 而现在，我准备一吐为快。 诚然，难题一个也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我倾吐完之后事态怕也依然如故。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治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尝试。 问题是，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 我无意自我辩解。至少这里表述的是现在我所能表述的一切。别无任何补充。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表述这个世界。 文章的写法，我大多——或者应该说几乎全部——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费尔德本人在所有的意义上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作家。这点一读他的作品即可了然。行文诘屈聱牙，情节颠三倒四，立意浮浅稚拙。然而他是少数几个能以文章为武器进行战斗的非凡作家之一。纵使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战斗姿态恐怕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个哈特费尔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认清敌手的面目，这也正是他的所谓无可救药之处。 他将这种无可救药的战斗锲而不合地进行了八年零两个月，然后死了。一九三八年六月一个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着希特勒画像，左手拿伞，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天台上纵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样，死时也没引起怎样的反响。 我偶然搞到的第一本哈特费尔德已经少量的书，还是在初中三年级——胯间生着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的那年暑假。送给我这本书的叔父，三年后身患肠癌，死的时候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痛苦不堪。最后见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红，萎缩成一团，活像狡黠的猴。 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悦有何不好》，一九三六年） 于是我一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那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这十五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合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感到格外恐惧。一旦付诸一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七十九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柏油路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情。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有时又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艰难，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当时竟惊愕得一星期都说不出话来。我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