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的男孩

非洲的一个宁静小城里住着阿格伍一家。父亲每天早晨出门上班，母亲在露天市场摆摊卖生鲜食品，并照料六个孩子。一天，父亲接到一纸调令，前往一千公里外的城市就职，这件事改变了一切。
兄弟四人像脱了缰的野马，开始探索各种消磨时光的游戏。他们跑去奥米-阿拉河边钓鱼。这条河一度被当地居民奉为神祇，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却被视为邪恶之地，成为禁区。
“伊肯纳，你将死于渔人之手。”一次钓鱼途中，兄弟四人偶遇疯子阿布鲁，阿布鲁的恐怖预言在大哥伊肯纳心中埋下恐惧的种子，并逐渐演变为他的心魔。兄弟之间紧密的纽带能否打破暗黑的诅咒？在看似注定的悲剧宿命中，每个人又能做出何种选择？

奇戈希·奥比奥玛，1986年出生于尼日利亚阿库雷，现居美国。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创意写作课硕士学位，现任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文学与创意写作助理教授。《钓鱼的男孩》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15年甫一面世，便迅速引发热烈关注，入围2015年布克奖决选，并被《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评选为“2015年度图书”。2021年奇戈希被任命为布克奖评委。

钓鱼兄弟帮
大河
老鹰
蟒蛇
变形
疯子
驯鹰人
蝗虫
麻雀
真菌
蜘蛛
搜救犬
蚂蟥
利维坦
蝌蚪
公鸡
飞蛾
白鹭
后记

     我们是钓鱼兄弟帮。 我们几个迷上了钓鱼。那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我们的父亲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阿库雷，而我们从出生开始就没离开过这个尼日利亚西部城市。上一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父亲供职的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突然把他调到阿库雷以北一千公里外的约拉。我还记得父亲怀揣调动通知回家的那个晚上，那是一个星期五。当晚和星期六一整天，他和母亲一直像神殿里的祭司那样小声谈论着。星期天早上，母亲出现在我们眼前，她的样子全变了。她的步态像落水的老鼠，在家里走动的时候眼帘低垂。那天她没上教堂，而是一脸阴郁地在家为父亲洗熨出一摞衣物。他们俩什么都没对我们说，我们也没问。我的几个哥哥——伊肯纳、波贾、奥班比——和我已经学乖了：要是我们家的两大心室——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不吭声，就像人体的心室只让血液流入不让流出那样，我们乱戳可能会让家里血流满地。每逢这种时候，我们会避开放在客厅八柱架上的电视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者假装学习，忧心忡忡，但什么也不问，默默地感受外面的形势。 黄昏来临时，母亲的自言自语透露了一些零散的信息，就像羽毛丰盈的鸟儿抖动身体落下几根旧羽：“什么样的工作会让一个男人丢下他的孩子们不管？就算我有七只手，这么些孩子我怎么照顾得过来？” 这些呓语般的问题貌似不针对任何人，但显然是说给父亲听的。他独自坐在客厅的躺椅上，脸藏在他最 爱读的《卫报》后面，边读边听母亲抱怨。尽管听到了母亲说的每一个字，他也只会把那些不直接针对他的话——他经常称之为“懦夫之语”——当作耳旁风。他会泰然自若地读报，不时蹦出一句对报纸内容的斥责或赞赏：“如果世上真有正义这玩意儿，阿巴查应该很快死翘翘，让他的巫婆老婆哭个够。”“哇，费拉神了！天哪！”“应该砸了鲁本·阿巴蒂的饭碗！”——这些话都是为了让人觉得母亲的哀叹徒劳无功，她的抱怨没人关注。 那晚上床之前，伊肯纳猜测说，父亲大概要调动工作了。他快满十五岁了，很多事我们都依靠他来解读。波贾比他小一岁，要是没对这种情况发表高见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他说我们经常担心的事儿要成真了，父亲要出国去“西方世界”了。奥班比十一岁，比我大两岁。他没啥看法。我也没有。但我们并没有等多久。 答案第二天早晨就揭晓了。身穿褐色T恤的父亲突然来到我和奥班比的卧室，把眼镜搁在桌子上。通常这意味着我们得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会住在约拉。我不希望你们几个给你们母亲惹麻烦。”说这些话时他的脸有些扭曲。每当他想让我们心生恐惧就会摆出这张脸。他语速很慢，嗓音比平时深沉洪亮，他吐出的每个字都钉进我们脑海中的横梁九寸深。要是我们以后不听话，他只要说一句“我告诉过你们”，就能让我们回想起他训诫我们时的每一个细节。 “我会定期给她打电话。如果我听到任何坏消息，”他竖起食指以示强调，“任何过分的行为，必有回报。” 说到“回报”这个他专门用来强调警告或者对恶劣行为的惩罚的词时，他十分用力，额头两侧的青筋都凸出来了。此词一出，训诫告终。他从胸袋里掏出两张二十奈拉的纸币，放在我们的书桌上。 “给你们俩的。”他说，然后就出去了。 奥班比和我坐在床上。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就听到母亲在屋外提高了嗓门对他说话，就好像他已经走远了。 “埃姆，要记得家里这些半大小子。”她说。 “我会的。” 在她的絮叨中，父亲发动了他那辆标致504。一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奥班比和我立刻冲出房间，但车子已经出了院门。他走了。 每当我想起我们的故事，想到从那天早晨开始，我们这从未分离过的一家人分开了，我真希望——即便过了二十年也是如此——他不曾离开，不曾收到那封调动通知。在那个通知到来之前，一切井然有序：父亲每天早晨出门上班，在露天市场摆摊卖生鲜食品的母亲照料我和我的五个兄弟姐妹。我们跟阿库雷大多数人家的孩子一样，得去上学。万物都顺其自然。我们很少回想过去。时光的流逝算不了什么。旱季的每一天，天空都飘浮着满载一团团灰尘的云朵，太阳很晚才下山。雨季的时候，好像有一只手在天空涂抹着朦胧的图案，大雨倾盆，雷电交加，一下就是六个月。因为这不变的、有序的节奏，没有哪一天特别值得回想。当下和可见的未来才重要。有时，未来的片段会在我眼前闪现，像火车机车沿着希望的铁轨驶来，煤在炉膛里熊熊燃烧，汽笛声如象鸣般响亮。有时，这些片段会在我的梦境中浮现，抑或混在我脑海中嗡嗡飞过的幻想中——我将成为飞行员，或者是尼日利亚总统，或者是大富翁，买得起直升机——因为未来在我们手中。未来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什么都有可能。然而，父亲调去约拉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时间、季节和过去变得重要了，我们对过去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当下和未来。 从那天早晨起，他就住到了约拉。以前，放在绿色桌子上的电话机主要用来接父亲自幼结识的朋友巴约先生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现在，它成了我们和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