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调

集结了作者十三篇讨论西方文学、哲学、音乐以及艺术的文章，展现西方文化中很经典却又鲜为人知的人事物，从避世独居的阿根廷美学家到维也纳天才的少年诗人，从哀郁的法国文字玩家到擅长灰色调的德国画家，从缺乏进取力的波兰作家到善于激怒对手的奥地利写作者……作者旁征博引，徐徐道来，写文艺目前的事件典故，写傲慢的忧郁，写不可逆转的命运，写致命的完美……他的笔触犹如精细的雕刻刀，使得这些被遗忘在历史星河中的人物、轶事、创作风格变得可触、可叹、可感。

在哲学的边缘
双情记
愚人动物园
死胡同里的冷幽默家
月亮上优选的人
魔鬼与天使
致命的完美
哀郁的文字玩家
灰色手记
失败的脱身术
职业恶人
黑暗之旅
后记
进一步的参考读物

    在哲学的边缘
    一间老人院的小病房。屋子里摆着的，都是出自同一名作家之手的书作。
    住在这儿的人早就不再阅读了。大多数时间他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莫名地焦躁不安。他已经到了老年痴呆症晚期。
    在他情绪特别差的时候，专享能宽慰他的就是把那些书放在他手里，指指封面上的作者姓名。这时他往往会眯起眼睛，一脸疑惑却又天真的表情，有时还会触摸名字的每个字母，似乎不明白那些符号代表着什么。
    尽管如此，这总能让他安静良久。阅读一定曾是他很爱的消遣，所以他才会不停地抚弄这些书本，即便他已不记得自己这样做的原因，甚至不记得自己就是它们的创作者。
    这是好些年前发生在巴黎的事了。
    时光再倒转六十年，慕尼黑，同一个人。
    他信步走在城市中，像块新海绵一样，拼命吸纳周遭的一切新鲜事物。
    在感受视觉和听觉冲击的同时，他仍试着保持敏锐的批判力。这么做并非是要评判德国。不，他所有的责难都指向自己的祖国罗马尼亚。那里的“落后”和“渺小”一直使他苦恼。现在，望着一向现代、激进的德国，他更感到自己国家的微鄙。
    于是，他开始在一篇篇杂志文章中赞扬德国的新任。“在当今的政治家里，没有谁能比希特勒让我更认同、更崇敬”，其中一篇文章这样开头，而结尾更令人咂舌：
    希特勒对政治斗争投入了火热的激情，并为一整套被民主与民族主义贬抑得毫无意义的价值观注入新生。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种神奇的魅力，因为有太多惹人生厌的真理从未进发出火花。
    这番结论就算没让布加勒斯特…的编辑部破口大骂，也让他们感到极为不解。在向这名年轻作家邀稿时，他们指明要的是针对德国靠前刚发生的大规模杀戮的报道。这一系列在“大屠杀之夜”(Nacht der langenMesser)做出的凶杀案是为了争夺纳粹党的控制权，而下令的正是那位“向政治斗争投入了火热激情”的先生。
    但这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年轻作家非但没写预定的新闻报道，反而发出了一封公开的“情书”。显然他觉得几十宗谋杀案不算什么。喋血不但没有破坏希特勒在他眼里的神奇魅力，还可能将它抬得更高。哪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不佩服一个敢说敢做的“男子汉”？
    听起来这像个单纯的道德故事：一名固执己见的纳粹同情者很终得到了报应，尽管正义之轮在转了六十多年之后才发挥作用。
    如果要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齐奥兰(E．M．Cioran)一生中的这两个场景，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理解淡化了他在此期间的所有成就，让这一切变成“罪行”与“惩罚”二者之间的小插曲。
    这种理解还会引申出齐奥兰本人绝不会认同的一个观点：世间存在着某种对善恶赏罚分明的法则和秩序。在齐奥兰看来，“不公正统治着全宇宙……在这个屠宰场里，袖手旁观和拔刀相助都同样毫无意义。”
    说句公道话，齐奥兰究竟做了什么，要受到谴责，遭到报应？
    除了他二十二到二十三岁期间在德国匆忙完成的一系列文童，还有那本在他年仅二十五岁就出版的《罗马尼亚变形记》。尽管这本书已经是他出版的第三部大作，而且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还不断会有新书面世．这本书却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齐奥兰所有的著作当中，唯独这一本得到了全面且系统的研讨，也只有这一本发出强烈呼吁，要让一位无情的独裁者来有效转变罗马尼亚，消灭一切阻挡变革的人事物，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民主本身。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本能让任何作者事后感到骄傲的书。所以齐奥兰在近七十岁时才会说：“一名作者要是在初出茅庐时做过些蠢事，就会像一个有着不堪过往的女人，永远都得不到宽恕和遗忘。”
    其实，齐奥兰走向他那条耻辱之路的开端极其平常，或许连解释都显得多余。一个来到大城市的乡下人，只要他血管里流淌的血多过水――借用齐奥兰自己的比喻――就会立刻头晕目眩、心跳加速，因为他所见的事事幕幕都闪耀着超乎自己想象的美。
    如果说是希特勒把这样迷人的美带给因靠前次世界大战失利而面临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德国，那么，罗马尼亚自然也需要这么一号人才。因为唯有像希特勒这样的，才能让一个挤满了“永远沉浸在麻木和愚钝之中的农民”的国家摆脱自满，并带领她登上世界的舞台。
    不用说，对于齐奥兰这样的愤青而言，如果让他选择“平淡”或“残暴”，他永远会挑后者。这一点他早已在自己的靠前本书中就说得一清二楚：“唯有平庸之辈才会甘于‘温吞吞’地过活。”像他这样的人当然不会被“大屠杀之夜”这种琐事震撼到。
    不过，他对政治的狂热很快就会消退。第三帝国制造的许多恐怖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很明显，唯有故意视而不见的纳粹支持者才看不出齐奥兰挑错了阵线。
    因此，在1937年把自己“放逐”到法国之后，他会在一本书里问到一位作家的“源头”究竟是什么。“是他的耻辱。”他自己答道。
    无论这说法正确与否，用在齐奥兰自己身上，倒是分毫不差。当初他之所以不断书写自己的褊狭和愤怒，就是出于耻辱：因为他来自一个如此“不重要”的国家，“它的存在对世界没有任何意义”。
    对一个自知自觉的人来说，耻辱只能是一条单行道，很终也只会来到一条死胡同。所以齐奥兰才会说：“我恨过自己的国家，恨过所有的人，恨过整个世界：到很后，专享剩下可恨的，就只有我自己。”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