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与复原

自弗洛伊德以来，重要的精神医学著作之一 自1992年出版后 畅销20余年 美国创伤治疗师人手一册 心理咨询师、创伤治疗师推荐阅读书 有名心理创伤专家 童慧琦、施琪嘉、徐凯文 撰文推荐

在西方，关于创伤与复原的论述非常丰富。其中最通俗易懂的当属朱迪思·路易斯·赫尔曼（Judith Lewis Herman）所写的《创伤与复原》，书中对于“心理创伤”的来源与内涵有很清楚的定义，受害者在压倒性的力量下陷于无助，从而形成一种强烈恐惧、失控和毁灭威胁的感觉。这种压倒性的力量，可以是地震、台风这类的天灾，也可能是战争、性侵害等暴行。创伤受害者所承受的，除了直接伤害，社会往往也是另一种压力的来源。原因是，研究治疗心理创伤“就不得不面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脆弱，以及人性中的邪恶”。而这些丑陋的东西却正是整个社会所不想面对，一般人希望眼不见为净的。也因此，便产生了“受害的一方或许想遗忘，但是却无法遗忘；旁观的一方有着不自觉的强烈动机要遗忘，而就真的遗忘了”的矛盾情境。本书自1992年出版时，就被认为是关于心理创伤的开创性书籍，它改变了我们对于心理创伤及治疗方式的看法，认为心理创伤只有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才能被真正理解。

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 美国很好创伤与虐待专家，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临床教授，剑桥医院暴力受害者课程的培训主管。她也是位于马萨诸塞的妇女心理健康联盟的创立者。 赫尔曼于1996年获颁国际创伤应激研究学会的终身成就奖。

推荐序一与创伤真正和解
推荐序二穿越创伤的旅程：为了重生
前言记住暴行，揭露真相
第一部分
创伤性障碍
第1章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第2章恐怖经历
第3章外部关系的断绝
第4章囚禁
第5章受虐儿童
第6章一个全新的诊断分析
第二部分
复原的阶段
第7章治疗关系
第8章安全
第9章回顾与哀悼
第10章重建联系感
第11章共通性
后记
创伤的矛盾冲突仍未休
附表

     第1章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愿意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 心理创伤的研究有一段令人费解的历史——一种间歇性的失忆现象，即会有一段积极探究的时期与一段漠视遗忘的时期轮流交替着。这种现象在19世纪即不断重复，类似的一些研究在刚开始从事后不久又忽遭弃置，总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又重新被发现。50或100年前的经典文件，内容读起来还像现代作品一样新颖。虽然这个领域事实上有非常丰富而深厚的传统，但总是会被周期性地遗忘，然后再周期性地捡回来。 造成这种问歇性失忆现象的原因，并非由于研究主题的流行风潮改变所致——虽然这是每个学术领域的普遍现象。心理创伤的研究并没有因缺乏兴趣而式微；相反地，这个主题所激起的争议是如此强烈，让它不时地成为众人围剿的对象。心理创伤的研究不断带领我们进入不可思议的领域，并让我们的一些基本信念濒临崩溃。 面对人的脆弱性与劣根性 研究心理创伤，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人类在大自然中的脆弱性，和存在人心中的劣根性。研究心理创伤，也意味着要忍受见证可怕事件的痛苦。如果事件是大自然的灾难或不可抗拒的意外，目击者很容易就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但假如是人为的，目击者将会在受害者与加害者问陷入矛盾的困境。而在此矛盾中绝无可能保持中立，目击者势必被迫选边站。 通常会有强大的诱惑力让目击者选择站到加害者一边。所有加害者要的是目击者什么事都不做，他们诉诸一般人不想看到、听到、谈到恶事的人性弱点。相反地，受害者要的是目击者分担痛苦，受害者寄望于目击者的是行动、承诺和不遗忘。研究纳粹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精神科医生利奥·艾丁格(LeoEitinger)，描述了受害者和目击者间残酷的利害冲突：“战争与受害者都是社会急于忘却的，任何痛苦与不快的事都会被覆上遗忘的纱幕。我们看到两边的正面冲突：一边是受害者，他们可能想忘却忘不了；另一边是所有那些(带着强烈的、通常是不自觉的动机)极力要遗忘也成功办到的第三者。这种对比……对两边而言通常都是非常痛苦的。而最弱势的一方……在这场无声且不平等的对话中，永远是输家。” 加害者为了逃避对罪行应负的责任，会尽其所能促使大众忘记此事。保密和令受害者保持缄默是加害者的第一道防线，一旦事迹败露，加害者就会开始攻击受害者的可信度。如果加害者无法使受害者接近闭嘴，那么他会想办法让受害者的话无人想听。为达此目的，他会编造出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论点，从最露骨的否认，到最诡辩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每一个暴行之后，你可能都会听到意料中的相同辩解之词：根本没有这种事，她(受害者)说谎，她太夸大了，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无论发生过什么事，现在该做的是忘掉过去、迎向未来。加害者的权势愈大，定义对他有利的所谓实情的特权也愈大，而他得胜的机会当然也愈大。 如果目击者单独面对加害者，加害者的辩解常显得无可反驳。缺少社会大环境的支持，目击者常会屈服于改变立场的诱惑。有时就算受害者是社会上受人爱戴或重要的人物，这种情形还是会发生。所有参战过的军人，甚至连那些已被视为英雄的军人，都会沉痛地控诉：没有人会想知道战争的真实景况。如果受害者是那些原本就地位低下者(如妇女或小孩)，她可能会发现，其创伤事件的悲惨程度居然已超出社会所愿意承认的范围。她的经历遂变得难以启齿了。 研究心理创伤永远要对付的问题，就是大众对受害者的怀疑或者贬抑。综观这个领域的历史，总是激烈地争论着：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是否有资格受到重视与医疗照顾，或根本是罪有应得；他们是否真的被痛苦折磨，或只是诈病；他们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是纯属想象呢，还是恶意的杜撰？纵使心理创伤的现象有大量的文献记录，争论的焦点却始终围绕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这个现象是可信的吗？是真的吗？ 不只是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就连这方面的研究者之可信度也不断遭受质疑。临床医生如果对创伤患者的故事聆听得太多太仔细，通常会引来同事狐疑的眼光，好像这是一种传染病。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领域探究得太深人，以致超出传统认知的范围，通常得到的待遇是学术上的孤立。 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意愿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对个别的受害者而言，这种社会背景指的是与朋友、情人和家人的关系；对社会大众而言，这种社会背景要靠争取弱势团体发言权的政治运动来创造。 因此，对心理创伤的系统研究也需要倚靠政治运动的支持。的确，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可能进行或公开讨论，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战争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质疑为何要让年轻男子牺牲在战场上；性与家庭生活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到女性与儿童地位低下的事实。要提升这个领域的研究，就需得到力量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