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以狗为主题的故事，或许每个人都可以从童年记忆中提取一些印象深刻的形象，它们当中有些是知名的真实案例，例如日本涩谷车站前的重要地标“忠犬八公铜像”，背后就是一段人狗之间深厚情谊的动人故事；有些例如“灵犬莱西”“龙龙与忠狗”，让狗作为“人类忠实朋友”的形象深入人心，就连卡通《小英的故事》里，都有只逗趣而不离不弃的小黄狗陪在孤女小英身边。换言之，狗的忠实与牺牲奉献形象，似乎就是人狗关系当中最核心的标志，于是不意外地，“忠犬护主”也就成为狗故事典型的叙事框架。近年来，由于同伴动物议题逐渐受到重视与讨论，狗的无私助人形象，遂成为部分人士用以鼓励民众关心流浪动物议题的方式之一。举例而言，2016年台南震灾时搜救犬受伤的新闻，就出现了“毛孩真辛苦，自私的人类，只有重要的时刻才会想起它们”的感叹。但另一方面，传统忠犬护主叙事模式的案例，近年来在野生动物保育的观念下，也逐渐被质疑与反省，类似家犬护主与毒蛇搏斗的这类故事，只会强化人们对于野生动物的偏见，并且稀释了野生动物被（尤其野放饲养的）同伴动物伤害的危机。
但更重要的是，为何动物一定要“奉献”或“伟大”才值得珍惜呢？《有故事的人，坦白讲。》一书中，曾收录了一篇与“忠犬护主”看似相反，但也因此格外值得留意的故事：高雄甲仙小林村八八风灾的受灾户李锦容先生，在访谈中提到他在水灾时带着两只狗逃命，但三天后直升机来救人时不救狗，他心急之下只好复制忠犬故事模式，谎称其他村民也是因为他的狗带路才逃出来的，狗儿因此被当成英雄，还受邀参加许多灾后活动。李先生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的狗并不是英雄。小的那只叫小黑，水灾时还是未足岁的小狗，只会吓得发抖，大的叫多多，每天吃得傻傻的只会找人玩，怎么可能带路。”但是对从小和狗一起长大的他来说，狗就是家人，山崩下来的那一刻，他什么也没想，转身拉了两只狗就往外冲。父母在这场灾难中离开的李先生最后说：“我不太懂得怎么形容活下来的心情……以前阿爸早起会绕过来带多多和小黑散步，现在这二只狗是我和阿爸专享的连系了。请原谅我骗了大家，我的狗不是英雄，但还好有带它们出来，不然我就一无所有了。”
对于李锦容而言，狗就是他的家人，但是在生死危急的时刻，他却必须通过忠犬救人的故事，才能让他的狗家人得到救援。在重大灾难时，动物的生命被当成应该优先放弃的对象，这样的观念过去很少遭到挑战。但是随着几次大型灾难时部分民众选择与自己的动物家人同进退的案例越来越多，众多的“李先生”开始让旧有的观念慢慢松动，2005年发生于美国的卡崔娜飓风即为一例。当时许多民众丧生的原因是为了宠物而拒绝疏散，其中一个令人心痛的案例是一位叫作菲·珀格（Fay Bourg）的女士，坚持要和自己的爱犬“杭特”一起撤离，否则不愿意上船，搜救人员答应她之后，却把杭特丢出船外，亲眼看着爱犬消失在远方的珀格，始终无法从罪恶感中恢复，最后于2008年选择吞下过量安眠药身亡。这个重大的天灾，造成至少1800人、150000只宠物死亡。无数和珀格一样无法抛下宠物的饲主，他们的身影和故事，让美国通过了“宠物疏散及运输标准”法案，以免“宠物饲主被迫于自身安全或是宠物安全之中做出选择”，更重要的是，卡崔娜让人们知道“人跟动物之间的牵系是断不了的”。
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样的牵系，狗作为同伴动物之中和我们最亲密的一种，却也可能是与我们冲突优选的。当饲养狗的人越来越多，流浪狗的问题也相伴而生，对于狗在城市空间中该得到什么样的定位，遂更难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在狗身上投注认同与情感的人固然不少，但相对地，觉得狗会造成人与其他动物安全上的威胁，应该比照“外来种”的移除逻辑，或是将狗视为城市污染与疾病带原者的声音，同样时有所闻。台湾当局主管部门三读通过禁吃猫狗肉的条款后，反对的声浪直指“动保法”独厚猫狗，凡此皆可看出猫狗或许是人们关心与爱动物的起点，但相对而言，反弹的力道也可能特别强烈。
但是，狗看似被放在一个比其他动物优越的位置，得到特别多的关注，甚至立法保护禁止吃食，这样的状况究竟是少数爱护动物人士太过拟人化动物，投射过多情感在狗身上，并且缺乏整体生态观的结果，抑或反映了狗这种生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确实在人类历史文化上具有某种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殊意义？而当饲主的素养并未伴随饲养宠物现象的普及同步提高，那些被遗弃的动物又该何去何从？该如何解释人狗之间特殊的依附关系，重新定位与定义狗的存在，每个人的答案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喜欢狗或讨厌狗，狗在当代城市的地位，确实如同约翰·霍曼斯（John Homans）在《斯特拉不只是一只狗》（What’s a Dog For）一书中所言：“狗本身的定义现在正历经被重新想象的阶段。”本章将由此书的若干概念出发，透过当前的人狗关系，重审人与狗的互动史；再透过骆以军的作品《路的尽头》论析台湾的流浪动物议题；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