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后 战后制度、战略约束与秩序重建 修订版

《胜利之后：战后制度、战略约束与秩序重建》主要论述了大战之后，实力激增的战后国家如何运用其实力优势重构国际新秩序，并分析其构建秩序的内在逻辑及其所构建秩序的特点。本书提出了三个关于战后秩序构建的核心问题：在重要历史关头（大战之后），新兴强国面临的选择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的秩序建设中领导过越来越多地采用制度战略？为什么工业化民主国家1945年建立的秩序在冷战之后依然保持了超凡的稳定？ 本书以1815年、1915年和1945年三次战后秩序的重建为例，展现了近200年来的国际秩序变迁，并以此为线索，论述了各阶段不同主导国构建秩序的逻辑选择，指出宪法秩序在此期间的递进态势，并就传统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观点在分析秩序建构时显露出的不足提出自己的批评。

冷战的结束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让人不禁忆起1815年拿破仑战争以及1919年和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落幕后的关键时刻。伊肯伯里在本书中抛出一个问题：战胜国要如何行使新掌握的权力，又将如何凭借这股力量构建新秩序？通过研究世界近现代目前的战后安排，他认为：强国确实会寻求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但随之诞生的秩序类型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承诺并约束自身权力。
作者解释道：凭借20世纪民主理论的传播和国际制度的创新运用，秩序的建构才超越了传统制衡政治的范畴，呈现出“宪法”特征。这两大趋势都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息息相关，尽管各国实力迅速变化且严重不平衡，但美国政体的开放特质，以及由多边制度织就的网络，让美国得以进行战略约束，与工业化的民主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
《胜利之后》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融为一体。读者如果意在探究全球秩序的组织形式、世界政治中的制度作用，以及历史上的战后安排给当下带来的经验教训，应能从中获益良多。

G.约翰·伊肯伯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阿尔伯特·G.米尔班克(Albert G.Milbank)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普林斯顿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韩国首尔庆熙大学全球杰出学者。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2013-2014年，担任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第72任伊斯曼客座教授(Eastman Visiting Professor)。在最近的一次国际关系学者调查中，伊肯伯里在“过去20年中在国际关系领域创作很好作品的学者”中排名第10，“过去5年中创作最有趣作品的学者”中排名第8。他在国际关系领域著述颇丰，主要作品包括：《一个民主安全的世界：自由国际主义与全球秩序危机》(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be Crises of Global Order,2020),《自由利维坦：国制度的起源、危机与转型》(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nation ofthe American System,2011)。《胜利之后： 战后制度、战略约束与秩序重建》一书首版获得2002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授予的“施罗德-杰维斯国际历史与政治很好图书奖”。此外，伊肯伯里还编写或联合编写了14本书，并撰写了130篇期刊论文、论述和书籍章节。

新版序言
2001年初版序言
致谢
第一章 秩序问题
第二章 秩序的类别：均势秩序、霸权秩序与宪法秩序
第三章 秩序形成的制度理论
第四章 1815年战后安排
第五章 1919年战后安排
第六章 1945年战后安排
第七章 冷战之后
第八章 结语
附录一 战后安排
附录二 大国实力排行
附录三 大国高科技指标
注释

     第一章 秩序问题 各国会在一些少有的重要历史节点努力解决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如何在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建立并维持秩序？这些历史节点正是国际秩序遭遇混乱与变革的戏剧时刻。旧秩序在战争中被摧毁殆尽，而新的强国试图重新建立基本的组织规则与安排。1989年冷战的结束被许多当代的观察家视作最近的一次重要历史时刻。随着两极世界秩序的急剧崩塌，20世纪40年代以来从未被提到的一个问题再次被摆上台面：各国如何建立并维持国际秩序？ 建立国际秩序的重要时刻往往出现于大战之后，战胜国着手开始重建战后世界。1648年、1713年、1815年、1919年和1945年就是这样的关键转折点。在这些历史关头，新晋强国得到了塑造世界政治的超凡机遇。在战后的混乱余波中，这些国家的领袖发现自己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提出新的规则与原则，从而重塑国际秩序。1 本书提出了三个关于在这些重要历史关头建立秩序的基本问题。首先，在这些国际秩序的基本组织形式尚未成型的战后时刻，各国做出抉择的重要逻辑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些建立秩序的时刻在战略环境上有何共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面对战后秩序重建的局势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其次，在各次重大的战后安排之中，为什么秩序问题的特定“解决方案”会发生变化或不断进化？尤其是，我们如何解释从1815年的战后安排以来，各国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秩序构建的制度战略，并在1945年后构建了最为系统的制度？再次，为什么1945年优选工业化国家之间构建的战后秩序如此稳固，在冷战结束权力剧烈变动之后依旧存续至今？ 这些重大的战后历史关头有一系列共同特征，它们给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提供了塑造国际秩序的非凡机遇。大战之后各国之间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突然出现了新的实力分布，强国与弱小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在建立秩序的新原则与规则上，各国都有机会与意愿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抗。当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或霸权国家面临着如何利用新获得的权力来最终塑造战后国际秩序的特征时，这些大战之后的历史关头就成了少有的战略时刻。 赢得战争的国家获得了可以被视为某种“横财”的权力资产。战胜国是新晋强国——实际上，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是新晋霸权国，掌握了强大的物质权力。问题在于，该国要如何利用这些新获得的权力？大体来看，它有三种选择。首先是支配——利用其强大的物质权力，在围绕收益分配的无尽争执中占得上风。其次是放任——脱身于战后争端之外，回国置之不理。或者，它也可以试图把这种战后的有利地位转化为持久的秩序，并在秩序内获取其他国家的顺从。为了实现这种结果，它必须打消实力较弱的战败国对其选择支配或放任的恐惧。 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