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十一世纪的新儒家

提起欧阳修，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然后会想起他的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们的目光，了我们对欧阳修在文学史、思想史、政治目前的重要地位的认识。 海外宋史研究领军人物刘子健教授用散文般优美的语言，为我们钩沉出一代文宗、政坛伯乐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生涯。在他的笔下，欧阳修天资卓颖，在文学、史学、经学、金石学、目录学等领域成就斐然，受到士人群体的尊崇。尽管仕途坎坷，屡次被贬，但是处之泰然，甚至终生致力于推荐提携贤才，通过诸多政策影响、培养更多的人才，尤其对那些和他同样出身庶族、沉沦下僚却有雄才大略的年轻人，更是奖掖有加。如今我们熟知的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范仲淹、曾巩等闪耀在北宋思想天空的名人，无不受其荫庇。正如秦观的评价：“惟我文忠，一世之师……如天有斗，如岁有春，四方以正，万物以新。”也就是说，欧阳修对于士人群体如星空之北斗。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今天我们欣赏“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豁达，仰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拳拳家国情怀，其实，他们的政治人格继承自欧阳修的政治理想，诗句中的文学思想源于欧阳修发起的一扫绮靡晦涩文风的古文运动。 可以说，北宋文坛政坛因欧阳修而群星闪耀。

本书以散文化的语言，为读者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欧阳修的仕宦与治学生涯。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影响力举世瞩目。欧阳修一生仕途坎坷，屡遭政敌指控，在庆历新政、朋党之争与王安石变法中直言相谏；在史学、文学、经学等领域成就很好，求才、爱才、识才、举才，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欧阳修是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与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的典范，经由他提携举荐的士人群体继承他的文学思想与政治人格，在相互呼应、共同扶持中屡黜而不悔，历经磨难而始终不渝，影响了北宋政局的演变。

刘子健（1919—1993），蜚声国际的宋史专家。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师从有名历史学家洪业，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精通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四国语言，1946年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团队史料专员。20世纪50年代后，研究重心从现代中日关系史转向宋史，代表作有《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两宋史研究汇编》《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等。 译者： 刘云军，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和海外汉学（侧重宋代）译介工作。出版《权力与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等译著。 李思，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硕士，从事文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翻译，现为《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王金焕，本科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从事历史、外交等领域翻译。

第一章 序章
第二章 历史背景
第三章 早期仕宦生涯
第四章 庆历新政
第五章 朋党之争与谏言权
第六章 晚期仕宦
第七章 经学大师
第八章 史学家
第九章 政治理论家
第十章 宋代文学大师
第十一章 理性主义与宗教
第十二章 尾声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俗话说，因为有山在，所以要爬山。同样道理，我们研究大人物，是因为无法忽视他们。爬山能够让人看到山周围的无限风光，与之相似，研究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让我们可以从更佳的视角来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对欧阳修感兴趣的原因。欧阳修(1007—1072)，北宋人，字永叔，天资卓颖、精力旺盛且多才多艺。今人熟知欧阳修，将其视作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尤其是作为文学家与杰出诗人。以这些身份，欧阳修在统治中国社会近千年的新儒学早期政治和思想发展中发挥着先锋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作用。欧阳修本人风华绝代，作为历史人物，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之前人们对欧阳修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古代传统评价、西方学者评价以及当代中国学者和教育家们的评价。在中国传统社会，欧阳修是中国儒学目前伟大的人物之一。后世的儒士们一直把欧阳修视为典范，不仅把他作为效仿的榜样，还以他为模范激励后代努力发展儒学传统。全面讨论欧阳修的这些形象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书只想简明扼要地描述欧阳修，当然这要冒着将欧阳修过于简单化的风险。 儒学家若要在其同时代人当中出类拔萃，不仅需要天资聪颖，还得正直高尚；不仅需要受人尊敬，还需要富有影响力。欧阳修幼年时因卓尔不群受人关注。即便不考虑诗歌创作，仅凭散文写作，青年欧阳修在文坛上已然声名鹊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修在经学、史学以及经世理论上的建树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欧阳修展现出的很好道德领袖魅力与娴熟的行政能力，又为他在政坛赢得了巨大声望，这足以让欧阳修在其所处的时代不同凡响。但要更进一步，跻身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儒学家之列，欧阳修还要通过“历史长河的竞争”(historical competition)这项测试。欧阳修需要达到与先贤们同样的高度，才能使其在后世拥有影响力。简而言之，杰出的士大夫应当是“全才”(universal man)，其个人不仅是传统的化身，同时还要为传统增光添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只有寥寥不足百人享受到陪祀孔庙的殊荣，欧阳修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一直饱受争议，欧阳修在陪祀孔庙的人当中比其他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欧阳修生前，有人指责他私德有亏。欧阳修去世一个世纪后，伟大的朱熹(1130—1200)(他被认为是新儒学领域的托马斯·阿奎那)旧事重提那些围绕欧阳修的争议。朱熹认为，欧阳修虽然在很多领域颇有建树，但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不具备大师的资格。人们对欧阳修的批评还与政治有关。欧阳修曾经写信给改革派领袖、好友范仲淹，在这封有名的信中，欧阳修声称君主应当下放权力给大臣，即使意见相左，仍需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欧阳修曾在一篇特别知名的奏疏《朋党论》中断言，只要合乎道义，君子可以结党。18世纪的雍正帝痛斥了欧阳修的这些观点。雍正帝认为这些看法离经叛道，与官员无条件效忠皇帝的观点相左。雍正帝这位精力旺盛的极权主义者对欧阳修的看法怒不可遏，甚至对欧阳修流露出浓厚的杀意。(针对欧阳修的《朋党论》，雍正撰写《御制朋党论》加以驳斥，斥其为邪说，甚至称如果欧阳修活在现在，“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译者注)尽管如此，这些批判都没能改变数百年来大多数人对欧阳修的高度礼敬态度。 外国人同样认可欧阳修的地位，他是西方熟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儒学家。虽然西方学者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甚关联，他们认为对欧阳修的传统评价大体准确。从现代、国际化的视角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更重视其他问题。相比欧阳修对经学的阐释及其仕宦生涯，西方学者更感兴趣的是欧阳修在史学与金石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新儒学的贡献及其政治思想。西方学者对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印象深刻，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后仍然魅力无穷。 P7-9